印尼发生动乱时，苏哈托总统正在国外访问，这说明苏哈托并不知道即将来临的危险。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动乱发生三个月之前，一位算命先生就告诉苏哈托，他将在三个月之内被推翻，任何反抗无济于事。那么苏哈托即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他也能得出立即辞职或宣布退休的决定。
正如高明的棋手在对弈中经常有中盘认负的做法。在大势已去并无回天之力的情况下，中盘认负是明智的作法，至少减少无谓的搏斗时间，也免受对手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采用猫玩耗子的手段对其羞辱。
如果苏哈托在动乱的三个月之前就宣布辞职或退休，那么印尼动乱就有可能不会发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但是动乱开始时苏哈托却自我感觉良好地在国外访问，说明动乱前印尼社会下层到苏哈托之间的信息传输被阻断，或者信息传输失真。也就是说，苏哈托的手下们一定对苏哈托报喜不报忧。
实际上，这种下层到上层的信息阻断和信息失真通常是造成大部分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没有多少学者在事先对印尼的动乱作出预测，说明现在的社会科学还相当落后。即使有的学者凭直觉能作出一两个准确预测，却不属于科学的范围。
我认为，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应当能对社会的各种动态作出探测和预测，这种探测或预测并不是一两篇文章，并不是通过直觉，而是像现在的气象预报或医学上的化验那样，采集样本，获得数据，建立数学模型，经分析后得出结论。医学的化验首先重视采集样本，从病人身上抽取少量的血液或尿液，经过化验就能知道病人的整个身体状况。气象预报也是通过对大气层的空气温度和湿度的测量，对冷暖气流的探测，对太阳黑子的预测，最后经过计算得出结论。对于社会的动态，也是可以采用信息探测和预测的方法来研究的。我建议对社会也可以建立象现在遍布世界的气象站那样的社会动态观测站。这样的观测站不应当受任何政府的领导，因为这容易引起信息的错误。
例如，如果苏哈托领导下的一个官员问一位平民对苏哈托的印象，他有可能会因为害怕迫害而说假话。而如果有一个举世公认的信誉良好的为被调查者保密的社会动态观测站来询问一位平民，就有很大可能获得真实信息。获得对苏哈托不满的信息其实并不难，只要在印尼街头任意地询问100个人 "苏哈托是不是个大混蛋"，如果有50人有肯定的回答，根据大数定律就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反对苏哈托。
现在来看八九民运时期，这时的中共也有相当强的信息阻断，不然就不会对突然其来的动乱大吃一惊。自从胡耀邦发表"新闻工作是党的喉舌"一文后，中共的报纸就开始以报喜不报忧为主，这种作法也使得上层自我感觉良好。记得当时我看到电视上播出中央领导人看望在医院中的学生，当一位学生说到要把那些贪官们都绳之以法时，一位干部居然说:"没那么腐败吧"，我当时就知道信息已有了严重的阻断。
因为我在86年和87年经常出差去搞科研，在路上总能结识一些供销员或农民企业家，我问他们办事要不要送红包，"送，当然要送"，考虑到他们也相当于对中共的所有官员的一个抽样检验，我更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你打交道的官员中，有百分之几是不收红包就办事的?"回答说只要方法得当，没有见过不收红包的。根据这样的抽样检验，可以相当准确地得出结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官员都是贪官。
在六四之后，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这种腐败的危险，并且切实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遏制了腐败的势头。当然，就社会控制论而言，不可能将所有贪官全部逮捕，只能是利用一系列政治技巧，杀一儆百。
现在的中国社会虽然中共没有开放报禁，但是报纸上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已经很少。我现在订的深圳商报和深圳晚报，每天都刊登大量的坏消息，不是某公司有人携款逃跑，就是某贪官被抓，或者是哪儿出现事故，或者各种刑事案件。这种现象的驱动力其实是金钱。中共在知道广告能赚钱后就停止了对报纸的拨款而让大多数报刊自负盈亏，这些党办报刊为了赚大钱就去拉广告，而广告的费用是与发行量成正比的，为了增加发行量报纸就必须拿出些可读的东西，报喜不报忧的东西完全没有信息量，所以除非上级指令，报纸是尽量不登这些东西的。所有的内容都尽量贴着中共规定的法律的边沿走，而这个边沿又是模糊的，所以就被越撑越大，直到今天这个样子。而这也让中共的高层领导逐渐认识到，坏消息不一定会危害中共统治，反而对中共统治有益。所以他们也就管得松了。
所以，市场经济和金钱的驱动力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有时比一些理想主义者的努力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