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政治选举
政治选举的原始想法是，让人民选择最好的人来作最高领导人。这里的最好也可以做一些定义，比如最关心群众疾苦，政治业务最强，道德高尚，等等。
但选择的前提是了解。比方说在市场上一个人从几十上百件衣服中挑选一件，那么他必须对这些衣服的样式，质料都有了解。从信息论的观点看，了解就是获得信息。
但获得信息需要时间，而按经济学的观点，时间就是金钱，因此获得信息等价于耗费金钱。比如说一万个人的群体中需要选出一个最好的人作政治领导人。那么最理想的办法是每一个人去努力了解其它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暂时假设每了解一个人需要一个小时，那么一万人全部相互了解，采用最优的组合技术，也一定需要一万个小时以上才能每一个人都了解其它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在这样基础上的选举当然是最公正最合理的了。假设生产力是平均每人每小时能创造一元钱的价值，但现在每人都耗费了一万小时去了解其它人，那么一万个人就是一亿元钱，即选举的代价是一亿元钱。
但上面的假设过于保守，因为假设了了解一个人需要一个小时。而实际上，想真正了解一个人何止一个小时！通常必须有机会长期共事或者长期生活才能有所了解。
上面讲的是一万人的选举。而一个百万人的大城市呢？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呢？采用我所说的穷举法了解当然经济代价大得无法忍受，因此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通常有一个小的集团，社会高层人士，给人民提供只是几个候选人让人民选择。而这几个候选人为了让人民了解他，就必须有权通过强力的媒体工具向人民宣传。也就是形成信息传输的特权。想象一个大厅里摆满了桌子，所有桌子旁都坐满了人，大家都有言论自由，想说什么都可以。大厅里有一个话筒，接有高音喇叭，但每个人就不可能都有机会在话筒前说话了。
说到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选举不可能不操纵在少数人手里，操纵在能够决定谁是候选人的那一小撮人手里。
那么，人民能不能够从这有限的几位候选人中挑选出一个好的呢？
首先假设人民是公正的，而且能够正确地从媒体中了解候选人。
那么最理想最公正的办法是所有人都给候选人打分，比如说按百分制打分，满分一百分，而且，允许小数，比如说给某个候选人打分70.23分。最后统计每个候选人的分数，分数最高者当选。
但是选举制度是从前几个世纪，是在计算机没有出现之前，社会统计能力不够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被迫进行了二值量化的技术，凡是高于50分者量化为一分，而低于50分者量化为零分。就是说如果一个候选人在你心目中的分值为50分以上，你就投他一票，也就是给他一分，否则给他零分。这就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误差。
为了说明这种误差，假设人民只有三人，为甲，乙，丙（听起来好笑，因为人民成千上万，不止有三人，这里将人数说少，是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候选人有两个，称为A先生和B先生。假设在量化前甲，乙，丙对A，B先生的打分如下表所示：
A B
甲 40 60
乙 40 60
丙 100 30
合计 180 150
可以看出按公平的打分法，候选人A的总分要高于B。但量化以后，甲和乙只能对B投赞成票，而丙则投A一票。这样分数本来低的B先生胜出，但，胜得不合理。这种不合理在成千上万人的投票中将会加剧，导致随机因素大量增加。
这还是假设人民会公平选择。但实际上人民通常对政治是外行。对外行作政治宣传，就会出现广告效应，哪个候选人的广告作得多，哪个候选人将胜出。先不说选举，先说广告。假设有A和B两种牙膏，如果A牙膏作了比B牙膏多十倍的广告，那么A牙膏的销量也会远高于B牙膏。当然，如果A牙膏的质量其实不怎么样，那么人民买回A牙膏后一用，发觉上了当，下次就买B牙膏。可是如果是很贵的彩电呢？如果发觉买错了，当然，我说的买错了并不是指彻底的伪劣，要那样可以找消委会讨公道，退回彩电。我的意思是发觉性能价格比不如另一台彩电，这样就只好活受了。政治选举也是一样，一旦发现选错了人，但这个人又没有明显地违法，大家就只好活受。直到下一次选举对下一次的候选人再上当。
更加糟糕的事情在宗族，种姓和民族等出现在选举中。比如选举时有百分之七十的A族人，百分之三十的B族人，那么B族人将永受A族人的领导。如果一个村子大部分人姓张，小部分人姓李，那么姓李的永远别想有胜出机会。选举的这种弊病是实际上导致一些国家“民主”后出现民族分裂的根本原因。因为不分裂少数民族没有出头之日。而如果不选举，反而可能会在集权的对多数民族的强行压制下让少数民族得到优惠。因此我认为，在中国，少数民族比汉族人更加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我曾经观察过清华大学学生会的一次选举，当时的学校确实决定不操纵选举，由着学生们来。到后来的结果就是，每一个系的代表都投他们系的候选人一票！最后必然地是人数最多的系推出的候选人胜出！请注意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已经属于中国社会中的高层次人才，就连这样的人才在选举中都不考虑候选人的质量而是关心他是不是自己这个系的！
所以，我认为大选的制度是西方社会制度中的一种腐朽的制度。但西方人很聪明，他们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淡化腐朽的选举制度的副作用。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席就不是人民大选产生的，总统虽然由大选产生，但就任之后立即受到政治专业人士组成的决策班子的严密控制。实际上奥尔布赖特的权力远比克林顿大。大公司的领导人也从来不由全体公司员工选举产生。央行行长也决无可能由大选产生。而且，西方人向东方推销这种腐朽制度来摧毁东方的国家。
我认为，真正公平的制度是竞赛或者竞争的制度。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确实让许多穷苦人获得很高的权力。中国的封建社会的腐朽在于皇帝不需要通过考试而是世袭。如果中国当时的封建社会的制度只是改一点，就是皇帝也是通过考试当上的，那么中国的封建社会就不会那么腐朽了，甚至有可能非常强大。
竞赛消除了一切种族上的问题，即使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也是通过竞赛获得的，历史上黑人在奥运会的不俗战绩为美国争得了荣誉，给种族主义者们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当然，选举也并不是全无作用，在中国的选举其实是值得推广的，因为这是一种确认式的选举。人民通过这样的选举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我拥护共产党领导，决心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任何候选人”。这可以作为一种测试社会政治动向的晴雨表。如果人民开始极度不满，开始憎恨共产党，那么这种选举也还是会受到影响的，而且确有法律作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确有法律作用，国家主席并无西方那样解散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方向仍然是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越来越公正的竞争上岗机制，保证平民百姓确有可能通过竞争来获得大的权力。在目前中央政治局中的成员中，象朱容基这样没有很强的社会背景，还被打成过右派的人能够当上总理，象李瑞环这样一个普通木匠也能当上政协主席。并没有出现中央政治局中挤满高干子弟的现象。中国的政治制度能够保证在前三十年的经济封锁中发展出核弹，卫星，在后二十年中连续地经济增长，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其它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对目前的中国政治制度表示乐观。只要保持住这种政治制度，不断改善这种政治制度，中国必然在下个世纪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经济总量世界第一。这并不是我自己的异想天开的想法，而是许多经济学家作出的预测，主要还是美国的许多反共的经济学家就这么认为。香港汇丰银行的总裁就认为中国只要不犯大的错误，将在十年内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许多世界级的富豪们在今年上海举行的“财富”论坛上也对中国的前景表示乐观。这些专家们比我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