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当向美国的大公司学管理

中国应当向美国的大公司学管理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都优于美国。但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尤其是企业制度是远不如美国的，确实应当向美国的大公司好好地学习管理。

而我的建议则是，为了彻底改变国企的面貌，干脆来一个“傻子过年看隔壁”，找美国的一些类似的大公司作为样板，完全地复制它们的所有管理制度。这是因为，对于公司制度，不存在多少“中国国情”的问题，许多美国的大公司，从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公司到象COMPAQ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中国办的分公司并没有专门采用什么“中国国情”，完全还是一样的管理制度，同样效益很好。而美国的大公司也没有采用什么由员工们选举总经理的制度，而是由董事会进行管理。

因为我在外企干过一阵，有以下一些看法，或者是国企改革中的误区。

一是不许干私活，在改革一开始广东提出的“星期六工程师”，主张技术人员可以通过炒更来挣外快，其实是一种腐败的做法，实际上这些年来不止当官的腐败，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同样腐败得不成样子。但是干私活居然成了合法，而且不受法律制裁，这对于国企造成的损害相当大。因此，在解决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时，也应当解决技术人员的腐败问题。实际上，国内的足球运动员，歌星影星和名作家在某种角度上说也是“技术人员”，近些年来也是腐败得很，为了钱丧失良心，有些作家甚至鼓吹邪教。

二是取消奖金制度，每个人只拿薪水。我看外企也就是薪水，并没有一大堆这补贴那补贴。其实在文革期间，工人的工资也是很简单的，每月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而现在的工资条过于复杂化，总有七八十来种名堂。外企所作的只是对于能干的人提拔得快。象国内有些地方一下子给某个技术人员奖励一百万，从管理学上讲，就不如给他加薪到每月一万，这样同样是一百万可以发上十年，而且这十年如果他有新的贡献还可以加薪。如果一家伙给他那么多钱，然后许多个月又还是每月一两千，那他就没有心思干活了。而且，技术人员不应当太重视效益，应当更重视把活儿做得漂亮，但这只有在固定高薪下才能做得到。技术人员也需要作一些应用基础研究，尤其是在活儿不太紧张时。比如说软件工程师，原来可能使用DBASE编程，但在活儿不紧时也研究一些新的技术，如java编程，互联网操作，这样技术才能不断提高，但这也只有在高薪的固定薪水下才能够做到。如果只是盯着即时的工程项目，技术水平就不可能提高。

三是不轻易解雇人。原来大家都有一个错误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经常解雇人。其实不是这样。比如日本在战后有几十年的时间内是根本就不解雇人的，经济照样飞速发展。就我在深圳观察，在大公司，自己跳糟的远多于公司解雇的。公司真正要解雇一个人时，往往是这个人实在太不象话，已经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因此，我认为搞大规模地下岗并不是好的政策。许多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被迫开始从事他们不熟悉的工作并不是什么好事。重要的是企业结构的重新组织。其实，即使政府部门也没有必要大批裁员或者下岗，精简机构并不一定要减人，许多人下岗其实是可惜的。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会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那么用多一点人进行相互监督就是好的。计算机网络在为了增加安全性时也搞双机热备份或者磁盘镜像。银行人员到金库取款时有六个人拿着不同的六把钥匙才能打开。这些看似浪费的行为都是为了增加安全性。如果机构精简得不好，导致少数人拥有更大的权力，反而加重了腐败。许多看似多余的官员其实都可以经过培训之后转而搞司法工作，治安工作和反腐败工作，据我所知这方面的官员其实工作量非常大，非常疲劳。一方面公安干警在解救被拐卖妇女时经常出现一两个警察要对付一个村的人，另一方面官员却人浮于事。实际上全国的律师，检查官和法官的人才都是短缺的，政府各部门人员应当重组和调剂，只要保证总人数的零增长，也就是退休一个招聘一个的原则，就可以维持官僚队伍不至于无限扩大。既然高薪养廉不切实际，那么多一些人互相监督也是好的，问题是要设计好监督机制。

四是对公司人员的工作量进行有效的统计和监督。我在外企时，每天都必须花一些时间来填写今天的每一时刻干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些表格都由一个管理人员收集，并存入数据库中。当公司的员工合作了一段时间后，大家就必须相互打分，给自己的头儿打分，这些分数也是作为公司提拔人的重要依据。这些管理技术深圳市政府也都已经部分地采纳，其实如果能够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也就是一种民主的形式。

在实现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缺少大公司管理经验，所以许多公司一旦发展成为大公司，就开始腐败，就开始四分五裂，比如巨人集团的倒塌。而外国大公司就很少这样，没有听说过外国大公司的副总经理能够携款逃跑的，严密的规则使得贪污没有机会。既然外国大公司能够成功抑制腐败，那么我相信一党制同样也可以，只要像大公司那样管理中国共产党，只要把那些管理制度拿过来就行，根本就不需要那种什么反对党大选之类的愚蠢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