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沉默权”
看到武汉市公安局居然学习美国的司法制度，搞什么沉默权，并取消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制度，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是不合理的。
举例：
如果一个贪官贪污了几百万元钱，并藏得很好。那么如果反贪局有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确实拿走过这几百万元钱，那么，当然可以凭此判他个死刑。可是如果问他钱放在哪里了，他玩了个沉默权，因此他的家人和后代就发了，为此他死了也值。如果没有坦白从宽的政策，他也没有必要去积极退赃，反正坦白不坦白都是个死。
实例：
如果实行“沉默权”，那么对于高智能型的罪犯张子强，根本就不可能从他嘴里撬出六亿元赃款并迅速地把他给毙了。
美国：
美国其实在刑侦中也并不那么重视沉默权，刑侦人员问问题当事人当然应当回答。再高明的侦探，也不得不在有时候动粗从一些人的嘴里获得情报。如果被问的人都用“沉默权”来保护自己，那么大侦探波洛就根本没有办法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和“阳光下的罪恶”中有所作为，任何被他询问的人只要保持沉默，他就根本没有办法。
而在法庭上美国就更加没有什么沉默权，任何律师或者检查官问问题，证人都必须至少回答“是”或者“不是”。
所以“沉默权”是一种荒唐的制度，不合理的制度。
有崇美学者认为，沉默权使冤假错案减少。但建国的前三十年根本就没有建立完善的公检法制度，没有建立公开审理和被告人有辩护权的制度。而在改革开放后的少量冤假错案无一例外全部是公安人员违反政策，违反法律造成的，而严格遵守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却造成错案的，一例也没有。
之所以一些文人叫嚷“沉默权”，还是因为他们崇拜美国的司法制度，认为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这种崇拜与共产党闹革命的初期崇拜苏联的一切，教条主义地导致革命的损失，在文革中崇拜毛泽东的一切，在文革后搞两个凡是，其实思维模式完全一样，就是在崇拜中丧失分析能力，任何事情先假设美国合理，然后再试图解释这种合理，为了解释这种“合理”不惜歪曲事实认为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即使严格遵守也会造成冤案。
如果有任何一位文人在和我的严肃争论中，没有提到美国一个字，只是就事论事，只是根据事物本来的规律性来探讨“沉默权”，并战胜我，确实论证了“沉默权”的好处，不是靠一两句话的回贴或者讽刺就以为“胜利”了，而是有不少于几百字的严肃分析，那么我愿意认输，承认“沉默权”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