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的歪打正着
假设有一个庙，人们生了病就到这个庙里来求仙，并取得一些香灰拿回去服食，解释是这些香港之中有“神气”，结果病好了。而后来的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什么“神气”，而是因为香灰中含有某种杀菌的成份。但研究的结果并不否定服食香灰这一动作。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现象，理论或者“解释”同实际不一致，但导致的行为却正好正确，这就叫做理论上的歪打正着。
这种情况在科学发展史中是经常出现的。比如说哥白尼提出的太阳中心说的理论，现在看来并不正确，因为太阳不是宇宙的中心，甚至不是我们所在的银河系的中心，也不是我们所在的太阳系的中心，比太阳系的中心略偏一点。但如果没有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就不可能被发现。
而牛顿定律对自然界的解释也不正确，尤其是在物体接近光速的情况下误差明显，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更加切合实际。但这并不影响人们依据牛顿定律找到了以前从未发现过的天王星和海王星。
其实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
本文试图说明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于人类社会的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但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歪打正着的历史，实际行为正好正确。
比如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认为武装斗争是普遍的原理，这当然不对。但是在中国革命的情况下正好正确。因为蒋介石政权对共产党实行屠杀政策。如果蒋介石政权对共产党只是实行监禁而非屠杀，那么被关上个二十几年还是有可能成为曼德拉。但屠杀就不同，就逼着共产党非得武装反抗不可。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到了今天显然不能解释许多问题，也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又正好对路。当时的蒋介石军队是富人的军队，所到之处穷人遭殃，富人得势。而共产党的军队则是穷人的军队，占领任何地方都是富人遭殃而穷人得解放。阶级斗争理论在指导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当然也不切实际，对于剥削的描述确有理论上的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做的事情正好正确。
日本为什么在战后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美军在占领日本之后请了一些专家来研究日本为什么会产生军国主义。研究的结果是日本的农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都在地主手里，而在城市的工业又控制在大财阀手里，这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要消除军国主义的危险，就必须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夺过来分给农民，在城市取缔财阀（用我们的话叫做官僚资本主义），鼓励中小企业发展，鼓励竞争，组织工会同资本家抗衡。在电视剧“阿幸”中有一位共产党员在看到美军刺刀下的“革命”后困惑的说：“我们奋斗了一辈子没有成的事情，美军一到就全解决了。”
而中国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制度主义的行为其实是一样的。中国革命还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不受外国欺负的国家。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对反革命的镇压是任何新生政权都必须做的，不然复辟势力反攻过来同样是血流成河，这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
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优于商品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计划经济在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时就正好是正确的。比如1998年的长江抗洪，在大堤上就不能实行什么商品经济，讨价还价。但是在1958年之后完成中国的计划经济改造后，由于在1959年同苏联交恶，使中国受到两上世界最强国的经济封锁和军队包围，战争的危险随时存在，其危险性远远超过1998年的长江决堤的危险。尤其是因为经济封锁而导致没有石油，进而导致粮食生产短缺，大量的人因营养不良而死亡，这都是美国苏联犯下的滔天罪行。而计划经济则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饿死人的数目，且使人民保持团结一心渡过难关。
如果当时是商品经济的制度，在缺少石油的情况下粮食仍然短缺，而贫富差别将使饥民去偷和抢富人的粮食，造成盗匪横行，势必导致社会的崩溃。
在发现石油后有了三年的恢复期，在恢复期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当然是错误的，按照理论的错误目标当然没有达到。但同样是歪打正着，正好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持续的经济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文革的行为正好是正确的。
毛泽东让人民尝到了造反的兴高采烈和随之而来的动乱造成的痛苦。毛泽东凭着他的威望使动乱迅速地平息。这样，在毛泽东以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才有可能深入人心。而苏联为什么解体？就是因为苏联人没有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那样对苏联人说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对牛弹琴。我这些年注意到苏联，南斯拉夫，印尼和印度发生的动乱，还有台独的猖獗，我的感觉就是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人民之所以狂热，就是因为没有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
而如果中国在没有一个强人统治下的动乱，那么动乱就将持续多年而不会停止。到时人民后悔了也煞不住车。所以中国人民应当很庆幸有一个文革。
现在全世界到处刀光血影，唯有中国社会安宁经济高速发展，便得中国在新世纪发展成为世界最强国成为现实的可能。
当然会有人向我提到建国前三十年许多无辜的人的死亡的问题。其实，社会大系统的控制者不应当那么善于悲天悯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比如虚拟想象一个国家，原来从来就没有汽车，而国家领导人决定引入汽车，并为此培训了几万名驾驶员。那么后果必然是导致许多车祸发生，但你不能说这个国家领导人就是杀人犯。当然，还是应当尽力严格规范交通规则，减少车祸，但是，完全消灭车祸是不可能的。
在一个国家发动一场非暴力大革命，当然会导致许多人丧生。甘地的革命和曼德拉的革命还有印尼的革命都导致许多人丧生，何必苟求文化大革命呢？文革虽然导致八亿人中的二百万人死亡，但毛泽东在革命中还是尽力采取措施减少暴力事件，象“要文斗不要武斗”，“对于反革命，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严禁逼供信。”这些话当时传遍中国大陆，不信你可以任找一位文革还在大陆的任何一个没有文化的现在五十岁的中国人，给他念上面这些话，他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毛主席语录。不信诸位就请试试。
因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我们看到的就是理论上的歪打正着构成了一个连续的系统工程，错误虽有，但是不大，总的趋势基本正确。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不必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的错误而感到内疚，已经做的一切基本上正确，基本上是歪打正着，不必为此而去盲目崇拜美国制度的一切，尤其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决镇压一切流氓地痞组成的各种颠覆组织，决不要搞什么劳民伤财的大选，坚决维护和改善目前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在科学理论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那么，中国就定能在新的世纪成为世界最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