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悖论
我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一个悖论。而这个悖论的后果，就是有效地防止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在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几十年中，政权得以稳固，社会避免了动乱。这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之后的长期稳定。
也正因为这个悖论，使得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都是错误的，而且自相矛盾。
什么叫悖论，我给大家通俗地讲一个。
当年大数学家罗素就创造了一个数学上的集合论的悖论，为了向普通人宣传这个悖论，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例子如下：
一个城中的理发师挂出的牌子宣布：他给那些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
那么，问题就是，他给不给自己刮胡子呢？如果他给自己刮胡子，那么按照规则，不能给自己刮胡子。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胡子，按照规则，他就必须给自己刮胡子。这就是矛盾。
再为了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悖论，先不考虑中国，先想象一个虚拟的社会模型。这是科学研究中经常要做的，比如力学，先不考虑飞机的受力，先考虑一个光滑的木块在平面上的运动。
我的这个虚拟的社会模型是：
假设有一个完全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有一个皇帝，整个国家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
如果这时候出现一个革命者，他经过研究认为这个国家不合理，反动，专制，于是他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这整个制度，建立一个美好的新社会。那么人民就响应他的号召，起来推翻了专制统治，打倒了所有官员，摧毁了原来的国家机关重建了一个。那么，这个革命者当然就是革命领袖，人民会拥他做领袖的。任何革命不可能没有革命领袖，如印度的甘地，南韩的金大中，南非的曼德拉，等等。
我现在提出的悖论就是，如果这个发动革命的革命者同时又是皇帝，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皇帝认为整个制度不合理，要率领人民起来革命，推翻这个封建专制的国家，那他应当怎么办？
因为听海外民运鼓吹过什么革命权也是人权的话。那么，身为皇帝，也应当有这种权利，也应当有革命权。
可是，如果他发动革命推翻他自己下面的制度，那么他就是革命者，人民响应他的号召，他就是革命领袖，而革命的目标是推翻皇权，可是他的皇帝地位没了却又成了革命领袖，他该怎么办？如果他辞去革命领袖的地位，人民就没有革命领袖。要知道革命领袖也并不是那么好找的，甘地没有了再找一个甘地，曼德拉没有了再找一个曼德拉都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然叶利钦也不会在台上呆那么久。
请问大家这么个问题：
这个皇帝应当怎么办？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受到全世界的敌视，认为共产党邪恶，这个制度是不道德的，反动的，专制的制度，许多反共人士和海外民运人士也都这么认为，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两千年来最反动的制度。我当然不这么认为。不过为了讨论问题起见，我暂时假设这是真的，也就是说，人民应当来一个革命，推翻这个反动专制的制度。实际上台湾的反共分子和海外民运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这种活动。
那么，请问这些反共分子，如果毛泽东的意见同你们的意见不谋而合，他要在中国发动一场革命，彻底打碎现有的国家制度，如果你们是他，你们应当怎么办？他干脆辞职？那么这个制度仍然存在，并没有革命发生，相信你们也不会满意。而如果他发动革命，他就是革命领袖。
毛泽东是在1965年决心要来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因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不民主，人民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力，人民没有当家作主，中国大陆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当时的制度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制度。如果毛认为当时的中国制度很美好，人民很幸福，只不过有一两个坏人，那么他就没有必要构思文化大革命了，只要在中央搞权力斗争就行了。那么请问诸问反共人士，当时毛泽东的看法同你们的看法有什么差距呢？是不是不谋而合呢？
实际上文革只有三年动乱，以后的日子动乱基本止息（极少数地区除外）。而为什么当官的认为是十年动乱或者十年浩劫呢？因为这些被打倒的当官的在台下呆了十年，倒霉了十年。文革中各省市县的第一头目，当时叫做一把手，基本上全部被打倒，革命结束后成立的新政权当时都叫革命委员会，头儿都是新人。许多新人还确实是文革中由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通过造反上来的。
那么又有一个悖论就是，你们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非常腐败，应当打倒，那为什么还要为文革中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至死的老干部痛心呢？难道你们是高干子弟？他们不正是你们原来痛恨的共产党干部吗？
另有一个悖论就是，有一次我和一个民运人士提到革命不好，会带来动乱，他回答说长疼不如短疼。那么，文革的思路不也是长疼不如短疼么？为什么一提到文革，就忙不迭地去统计总共多少多少人被打死，而就没有人去统计一下甘地发动印度革命有多少多少人死于非命，曼德拉发动的南非革命中有多少多少人死于非命呢？而且这中间光非国大和因塔卡自由党的互相仇杀就不知死了多少人。再看印尼，直到现在还处在相当于文化大革命的武斗阶段前几天又有多人被打死。
其实，从概率来讲，在文革中死亡的机会还是少的。前些日子看到一个统计文革中总死亡人数的贴子，这个贴子当然是十分疼恨文革的人统计的，当然会努力地夸大。但是我就使用这个贴子的数据，也就是说，整个文革中总共有二百万人非正常死亡。而当时的的中国人口有八亿人，二百万除以八亿就是四百分之一。现在大家可以作一个“文革”的游戏，就是从米箱里耐心地数出三百九十九粒白米，然后再在其中混入一粒黑米，把这四百粒米搅乱，然后闭上眼睛任抓一粒米，再睁开眼看看是不是抓的黑米，如果是，这场游戏你就输了，文革中你“死”了，而如果是白米，你就赢了。
文革中死的人各式各样。一种是自杀，其实，这种自杀现在看来确实没有必要，自杀者有自己的问题。主要是，自杀者通常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他们受不了。如果他们不自杀而活下来，决不会受反共人士们欢迎的。如果他们不信仰共产主义，完全可以混过来。在文革前期许多都是社会上层人士，老干部非正常死亡。而且当时我注意到，即使是共产党组织或者是造反派，都是在防止被批斗者自杀的，没听说过一个人当着大家伙的面自杀大家不管的，所有自杀者都是趁人不注意，趁着没有人发现而自杀的。而后期则是各派之间的武斗死了不少人。
考虑到四百分之一的死亡机会，一个人在文革中想活下来其实非常容易，一是在文革前就不要当官，就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二是在文革开始后不要积极参加，不要去搞什么武斗。那么活下来的机会还将远高于四百分之三百九十九。
一个家庭里死一个人的机会有多少？假设平均一家人有四口，那么一家人有人死亡的概率是四百分之四，也就是百分之一，也是不常见的。昨天有一个网友声称自己在文革中家里死了三口人，我认为这种概率并不大，很可能他是在撒谎，很可能他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文革，只不过是个台独分子借机攻击共产党罢了。如果这是真的，那倒霉事真的全给他碰上了，那么即使在今天，他也有很大的机会坐车翻车坐船翻船找个女朋友结果染上了爱滋病。当然，如果他真的这么倒霉的话我还是很同情他的。
我就是从文化革命时期过来的人，并不完全相信共产党对于文革的一些提法，当然，我是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正因为如此，我反对在中国大陆再有任何革命，因此，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另外，即使在文革中，我并不感觉自己不安全。当时我们小孩子就是跑东跑西地玩，而当时我家在南昌，正是武斗最严重的地方成天枪声不停。但是死一个人其实并不容易。经常是我妈下班回到家向我们宣布一个新闻：“你们知道吗？一个中学生就在八一公园的亭子里睡觉就被流弹打死了！”这种口气和昨天香港一架私家车撞车死人的消息差不多。
一些人批评文化大革命是不要法制，可是现在许多民运人士和反共人士同样也是不要法制啊，同样也是违反宪法反对共产党领导啊！也是要改变中国目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想摧毁这个制度另外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啊！而他们如果诡辩说这是共产党定的法应当违反。那么文革期间的宪法不也是共产党定的么？不也是应当违反的么？如果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的革命应不应当遵守“专制制度”的法？如果不应当遵守，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就是正确，而如果应当遵守，那么“专制制度”的法自然不允许革命，这个悖论又怎么解决？
最后再请问这些反共人士，这回是真正的悖论来了：
如果现在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老百姓再有一次机会造反，批斗现在在任的所有共产党干部，所有公安人员，所有贪官污吏，你们是不是积极参加？还是坚决抵制？坚决保护共产党的干部？
请严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