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自由这个词
正如我不喜欢民主这个词一样。在我说过我不喜欢民主这个词，认为它没有什么明确的科学的定义时，立即就有网友向我建议了好几个定义。但我又不是什么法官或者权威。而所有的这些定义就是那么样的不同。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美国的定义就不同。用不着我来决定，这些人自己就会相互之间打起来。因此在讨论民主时就形成了下面一种荒谬的程序：
第一步：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
第二步：讨论民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第三步：研究具体怎样实现民主的步骤
这种程序是严重违反科学研究的程序的。
而自由这个术语也是不喜欢的。我认为，自由的严格定义，应当是人在作决定时有一个以上的选择。如果没有选择，就叫做没有自由。那么既然如此，我更喜欢自由度也就是自由的程度的讨论，这可以引入数学，研究一个社会的人的自由度，比较两个社会的人的自由度的差别。
而且，关于自由已经有许多很漂亮的，但是不真的论断。
首先，不是人才追求自由，实际上动物也追求自由。大多数动物都不喜欢被关在笼子里。
另外，为了构成系统，人和动物都有追求不自由的倾向或者天性，这也是生来就有的。不信么？我在军队时曾经养过一阵牛，我就观察过公牛在追求母牛时什么恶心事都做得出来，比如说母牛一撒尿公牛就立即将这些尿接下来喝了。家庭就是人们构成的最基本的社会系统，而当一对恋人相互爱慕到求婚到结婚生子，都在追求着不自由。再比如说人们通常都喜欢玩游戏，而这玩游戏就是一种给自己找不自由的行为。如果游戏是让人特别容易胜，傻子都能赢，这样的游戏一定不受欢迎。
而“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我就不喜欢，即使我不自由，我也不会去死。比如说我当过五年兵，这军队生活就是最不自由的了。可是我怀念我当兵的时期，我认为人的一生有机会当当兵挺好。如果我儿子有机会，我也会把他送到军队里干干。
实际上，无论在美国社会还是在中国社会，情况基本上差不多，都是上班的时候不自由，而下班了就自由了。实际上人们就是利用不自由来换自由的，可以把不自由称之为“劳动”，而自由称之为“消费”。劳动不一定就是忙忙碌碌，而消费不一定就是闲呆着。其实，站在那儿不动看仓库或者看大门也是劳动，而费好大力气打完一盘电子游戏也是消费。
现在一个人呆在美国社会和呆在中国社会，有什么差别吗？我看没有多少差别。美国人可以在报纸上骂总统，我现在也可以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上骂国家领导人骂共产党啊。老百姓中间也没有听说过骂了江泽民就被捕的。
当然你可以说美国可以选总统，我也可以说中国可以选人民代表啊？当然，一谈到选举，我就认为都是胡扯淡，我在美国不能保证我选的总统一定不会找一个莱温斯基去胡搞，我在中国也不能保证选一个人民代表就不会去贪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选举都是受到操纵的。当然，如果我在中国是一个曾经当过很大的官的老干部，或者我在美国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亿万富翁，使得我在中国或者美国获得了这种操纵的地位，那又有什么呢？
当然你可以说文革，反右时期就不行。可是抗洪抢险时，人们也没有什么自由，也必须在大堤上呆着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被全世界国家敌视和不承认，战争随时会发生，危险程度大大超过洪水即将来临，当然就要对自由进行限制。而即使今天，我还是能够在强国论坛上看到这种歪曲事实的描述，就好比描述一些人被强令呆在大堤上，不得乱说乱动，然后就不接着描述洪水已经远远超过警戒线了，这么一来人们呆在大堤上的行为就都成了不可理喻的神经病的行为。
而现在之所以自由比较多，无非是洪水已经退了许多。而现在自由之所以还有约束，是因为洪水的威胁依然存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想象一个试验，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比如日本，或者澳大利亚，或者美国，用军队团团包围起来，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与之断交，并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这么包围上三十年，这个国家能不出现迫害人的事件么？能不饿死人么？能够生存下去么？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头三十年就是受到这种待遇。可有人大骂那个时候不自由！苏联在成立的头十几年中也一直受到周围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进攻，而那些历史家们在描述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时就有意回避苏联受到周围帝国主义国家围攻的事实，好象周围国家对苏联都特别友好，苏联一成立就纷纷前来祝贺，签订各种友好贸易关系，结果斯大林还要大开杀戒似的。
其实，外部的压力导致内部的压力。想象一个试验，将一群活蚂蚁放在一口锅里，然后在锅底下慢慢地加热，在高温下这群蚂蚁急得团团转，甚至发生了自相残杀的现象，你是怪那个高温呢还是怪那群蚂蚁不尊重“蚁权”？可是所有攻击社会主义的人都把那“高温”给忘了，这些人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