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制约和示范制约

2001-01-19 10:08:26

信仰制约和示范制约

有一句话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广为流传而且被许多人当成了当然的真理。我是不相信这句话的。但另一方面,我相信一个好的管理系统或者政治系统是要建立起制约的。

一谈到制约,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制度上的制约,比如说会计想贪污,但由于严格的财会制度导致他无法贪污。许多人都迷信这种制度上的制约,认为只要制度建立好了,就可以让管理者无法谋私利,否则管理者一定会谋私利。

本文则谈谈另两种重要的制约,就是信仰制约和示范制约。

先说信仰制约,就是说一个人由于坚定地相信某种信仰,因此会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有一些事情就是不会去做,想都不会去想。比如一个男人在野外见到一个美女,如果强奸了她不会受到任何法律惩罚,那么是不是他就一定会干强奸的事儿呢?照“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观点,这个男人由于拥有较强的体力而可能通过暴力获得对此女子的绝对的权力。但实际情况则不然,如果这个男人是雷锋,或者是基督徒,由于信仰的制约,他只能努力地帮助这位女子。

在共产党闹革命的过程中,搞的是非法斗争,那么当然不能拿国民党政府制度的法律来制约共产党的行为。可是共产党的军队和干部仍然有好的纪律,仍然非常自觉,即使是一个共产党员或者一个士兵出外活动,也仍然能够自觉遵守纪律,这里面就是信仰制约,因为他们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即使遭到敌人逮捕被严刑拷打或者以金钱美女高官进行诱惑仍然能够坚守自己的行为,一些主动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人如董存瑞,黄继光,他们的行为主要是通过信仰来制约的,头儿们也并没有命令他们要舍身炸碉堡或者堵枪眼。

我所说的信仰,也不止包括对宗教的信仰或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包括对制度的信仰。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制度的信仰,任何制度都无法维持的,并不是说设计得非常严密就行,任何制度还是要通过人来实施的,而大多数实施这个制度的人如果对这个制度本身并无信仰,这制度只能崩溃。

有人迷信美国的制度,但美国的制度也是要靠在这个制度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着对此制度的信仰才能够维持,并不存在着一个市长或者一个总统成心要坏,但由于制度上没有漏洞则被迫地不坏,这是一个神话。不止一个美国故事片描写了这样的故事,就是一个大坏蛋经过欺骗差一点当上美国总统,在最后一刻千均一发的时候被一个英雄制止了。这说明美国人也认为一个坏蛋当上美国总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即使有制度上的制约也没有多大作用。

再打个比方,美国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这次决定降息以拯救美国经济,首先他这个人就不是大选上来的,其次他所作的决定并不需要通过美国的参众两院投票表决通过。那么,这个制度上的人一定有着对制度的信仰,他才会努力地为美国的经济负责任。如果这个人本身对美国的制度是有怀疑的,或者是不相信的,比方说,如果格林斯潘心目中其实是坚信资本主义一定失败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是一个共产党员,那么他为验证他心目中的信仰,要搞一些动作来打击美国经济是轻而易举之事,甚至将美国经济搞垮之后美国的制度还找不到他一点违法的证据。单这一个例子本身就强有力地说明了没有对制度的信仰,一个制度根本无可能维持。

因此,如果我是帝国主义要着手搞垮中国的制度,当然也会努力地从这方面入手,只要通过长期有效的宣传使制度的管理者丧失对制度的信仰,中国的政治体系也就垮了。对美国也是一样。这种技术对任何系统有效。而这种和平演变的方法是奏效的。我在十年前就听过我的一些贪官朋友们的共识,那就是贪污一大笔后等待资本主义复辟。当然,他们现在在监狱里。当然,这些贪官朋友们的信仰已经和思想贩先生的一致。

对制度的信仰也是公共财产存在的前提。而公共财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与政治系统是专制的或者民主的或者美国式民主的无关。比如美国的白官就是美国人民的公共财产。中国的故官是中国人民的公共财产。之所以是公共财产,是因为国家的最高领导到下层人民都信仰这件事,对此达到了共识,自然就会按照公共财产的办法去操作。

比如说南街村的全体财产是公共财产,是因为南街村从最高头目党支部书记到下面的村民都相信这一点,按照这一点去操作,因此它才是公共财产。

下面讲示范制约,示范制约就是从“人都是自私的”角度去研究一个集权式集团的制约。为了说明示范制约,我从最坏的集权集团。黑社会谈起。黑社会已经不惜违反政府法律,因此在黑社会内部当然无法用国家的法律进行制约。但大的黑社会集团,也能够形成自己的公共财产,也能够形成一整套严格的制约,那么,作为黑社会的最高头目,他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坏事就干什么坏事呢?是不是象一些电影上描写的那样坏到家,什么坏事干起来没有任何约束呢?是不是这个黑社会的公共财产实质上是那个黑社会头子的私有财产呢?

任何一个黑社会如果已经发展到了有很多成员,那么内部也一定建立起了一整套道德规范,并要求大家遵守。而黑社会的最大头目要干什么坏事,形式上确实没有下层人能够阻止得了,因此制约并不是从惩罚角度建立的。但是,大头目要做什么事情,下面的人一定会仿效。如果大头目从来公平分配赃物,并且关心下属,那么他手下的人也会这样。如果大头目喜欢抽大烟,那么手下的人也会很快学会抽大烟。大头目喜欢嫖,手下人也跟着嫖。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么,下梁一歪,对大头目维护整个黑社会的系统就不利,弟兄们个个变得贪生怕死,好吃懒做,不愿意拼命,这个黑社会系统就有垮的危险。如果大头目只许他自己挥霍,却不许手下人挥霍,那么大头目就有被手下人干掉的危险。

因此,黑社会要得以维持,大头目为了自己的头目利益能够保持,也一定要通过自己行为上的示范来使手下人服气,这就叫做示范制约。

比如说印尼,苏哈托是被人民推翻的么?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苏哈托是被他直接的手下推翻的,被手下的军队首脑推翻的。因为苏哈托没有给直接的手下人做好示范,他的手下人一定气得直骂,心想“你他妈的自己贪了那么多钱,儿子也发了大财,就不想着弟兄们一点”,在手下的私下的谈话中一定少不了这些。正因为有这些意见,就不愿意跟着苏哈托干。否则的话,如果军队坚决站在苏哈托一边,什么和平示威都会被镇压下去。实际上我认为下层的示威还有可能是他的直接的手下煽动出来的。

再说中国共产党,在闹革命的时期也不是事事都做民主决策,也是实行集权制,这在当时的艰苦斗争中是必要的。比如说下级接受上级指示时也是不理解,如当明明打了胜仗的时候上级指示撤退。但仍然能够维护一个严明的纪律,和各领导层的行为示范有关系。有人说共产党为什么胜国民党为什么败。共产党进攻时指导员都是说同志们跟我来,是冲在前面,而国民党军官则是站在后面说弟兄们给我上。共产党的许多将领们身上都是几十处伤疤,如果单凭作秀,实际上贪生怕死,打仗缩在后面,是不可能这样的。

虽然许多专制者都希望他自己上梁歪但下梁不歪,但这是不可能的。上梁正则下梁正,上梁不正则下梁歪。虽然上梁歪了并不会受到立即的惩罚,但上梁一定会发现自己对下层的控制权力减弱了。手下的人服从你决不是无端的服从,而是要看你怎样做。

我们在观察一个社会时,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底,当然没有机会直接看到上梁的情况(宣传的不算),但却可以由下梁的情况来推断上梁的情况。如果发现一个社会普遍的下层官员腐败,我们相信最高头目一定是腐败的。如果反腐败取得效果,我们相信最高头目有可能是廉洁的。

在毛泽东时代,官员们普遍廉洁,我们就可以相信毛泽东廉洁。因为,如果毛泽东自己不廉洁,比如说搞了十几个女人,那么那些省长们也就会搞十几个女人,这个示范是一直可以传到基层的。可是我观察到当时的基层官员们是廉洁的,因此而相信毛泽东是廉洁的。一个最高头目做的事情可以瞒住人民,但决瞒不过他的直接的手下。

用在南街村上也是一样。虽然我相信南街村也还是那个党支部书记说了算,但他的行为,一举一动,村里大大小小的人都看着,如果他宣布整个村的财产是公有财产,那么他的一举一动就必须按照这个操作,这就形成了很强的制约。因此,他要宣布领导班子每人月工资二百五。而如果他突然将他的年薪提高到几十万,并不是不可以,但手下的村民们嘴上不反抗,心里一定想:“什么他妈的公共财产,就是他妈的党支部书记一人的财产”,这么一来制度就开始崩溃无论厂长还是下属管理人员都开始秘密地或者公开地往自己怀里捞,这个体系也就垮台了。而这一垮台也就危害到了这位党支部书记的利益,即他的权力和他的声望。因此,如果他不是通过信仰制约,也一定要通过示范制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受到约束。在这种约束下,南街村的财产确实是公共财产,而不是象思想贩先生说的那样是私有财产,或者什么假公有制真私有制。

再比如说九八年抗洪抢险的时候,我正舒舒服服呆在有空调的家里面上网,因为我没有任何权力,也无须做任何示范。但中央领导就不同,他们就必须冒着四十五度的高温到大堤上去做动员,七十多岁的人了这么做也不容易。但他们必须有这种示范动作,如果没有,如果他们还都无动于衷地呆在北京高级别墅里有几个情妇左搂右抱,那人民解放军也不可能冒死进行抢险。如果整个大堤垮了,几百万上千万人民受害,到处流离失所,则领导人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势必减弱,甚至有被赶下台的危险。

说到这里我再次认为选举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最高头目不是我选的,他就必须通过不断地示范来维持住他的位置。我的心里会想,反正我又没有选你,因此随时可以开骂,即使你公开不让骂,私下里还是会骂,如果做得不好他就随时有垮台的危险。而如果硬要我去投一票,那个被选上的人为所欲为,我反而没话说,因为是我投票选的他。除非投票是每时每刻进行。否则上台的人即使任期只有几年,那几年还是可以为所欲为,即使不犯法,也仍然能够为自己捞许多好处,即使人民说下次不选他了,可他已经享受了。这辈子已经有机会当上几年总统,值了。因此,选举只能是起到强化专制的作用,选上的总统即使发生了大洪水也不必到抗洪前线去,人民只能忍受到下一次选举,再选另一个混蛋。

而毛泽东提出的造反权则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赋予人民随时将领导人搞下台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基本人权。这个基本人权是任何西方的资产阶级人权中没有提到过的。但造反权到现在并没有形成一种象样的成熟的制度,怎样能够做到既造反又不影响社会的稳定,这是一个课题。文化大革命是失败的,因此需要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