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黄焕金的“商品的价值...”一文的不同意见
黄焕金先生的“商品的价值存在与对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在逻辑上讲得头头是道，可以说是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许多经济理论，也包括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分析的一些话。此外，黄焕金先生对于前苏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三十年实行的计划经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他说：“前苏联在半个世纪里以高度计划与集权的方式竟将一个十分落后的俄罗斯搞成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也是如此，半个世纪里把一个将要灭亡的国家搞成一个很有份量的大国。这是为什么？这也正因为计划的作用，由于无偿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这样的国家很容易将其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不惜代价去办某方面的事情，比如中国就“不惜代价”而搞出了核弹、核潜艇、人造卫星等等。这是确实有效的。但同时整个国家却仍然不断陷入物品匮乏的状态（这与市场经济下的物品过剩状态形成鲜明对比），以至到最后，国家再也没有能力办什么“大事”了。比如邓小平在办深圳特区时只能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为什么会如此？正因为一方面集中，必定会造成社会的许多方面的过多付出、过多亏损，从而使它们生存艰难，使整个社会不断贫困下去。现在人们仍然会发现一些计划时代的经济手段的残余，比如在中国，某级政府要办什么事（如建体育馆之类），就要“干部职工甚至个体商人”献出一些钱。这种无偿的“贡献”是计划时代的“劳动模范”。但这种一方面无偿贡献、另一方面多占了别人的付出却无效益产出的情况只能使整个国民经济越加衰落，最终达到饿死人的地步。”
我认为，黄焕金先生的比较是不公平的。我相信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逻辑并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以认为整个地球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并存，且进行竞赛。而市场经济的鼓吹者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失败了，但这里的比较有一个错误，就是拿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好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而不是和全世界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大量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平均起来比。
黄先生认为，计划经济使物质匮乏，而市场经济使物质过剩。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就是说，在“朱门”里确实物质过剩，酒肉都吃不了臭了嘛。但路边的穷人仍然避免不了冻饿而死的命运。在过去我们提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没有得到解放，也就是说当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人口总共有三分之二，也有几十亿之多。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西欧及日本则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只有几亿。
在二战后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主要通过国家对国家的剥削来进行。也就是说，占世界总人口一小部分的美国的二亿多人口，以资产阶级为主体，而以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工人贵族为帮凶，整个地属于资产阶级。真正的无产阶级则主要存在于亚非拉美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包括那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说的对：“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而列宁说的也对，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产生相对贫困化，而且产生绝对贫困化，这话我在以前也不相信，也是只盯着美国。但从全世界的所有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来看，最穷的穷人，即非洲那边的难民，确实是在绝对地贫困化，他们就生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而目前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在继续拉大穷国和富国的差距，即使这些穷国全部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曾经见过非洲难民的一些照片，那里的人居然能够瘦成那个样子，我在国内生活许多年，就没有见过那样的人干。
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的人民确实有大量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偷渡的现象，但是他们并不是一般地偷渡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而是偷渡到“朱门”里去，他们决不会偷渡到非洲的同样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穷国去。谁要是成了工人贵族一份子，当然会感到荣幸。
按照黄先生的观点，社会主义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无非就是搞出了导弹这样的东西，而人民生活应当是下降的，而且是越来越糟的，最终是要饿死人的。但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是增加的，人口也由五亿增长到了八亿，大规模地消灭了传染病，大规模地普及了教育，与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相比，经济是成功的。尤其是抵抗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而这是在一段时期内产生饥荒的最重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却算到共产党的帐上了。实际上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也并没有导致中国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反而在一定时期之后，具体说就是在发现并开采了石油之后，中国就再没有饿死人的现象。如果让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在1949年接管当时的中国，在分文全无也贷不到款的情况下，他并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此外，拿苏联和中国同美国进行比较进行竞赛是不公平的。就苏联来说，我们将二战结束后作为竞赛起点，这个竞赛的开始条件就不公平。苏联当时已经是一片废墟，而美国则利用二次世界大战发了战争财。美国联合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进行打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还能够迅速恢复经济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在国内的人民的人均寿命和社会福利也普遍提高，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反而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实行了美国的市场经济之后，人均寿命开始持续下降，而且到今天仍然没有恢复到前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俄罗斯近十年来除了去年外，经济一直都是负增长。
拿中国和美国进行比赛，这竞争起点就更不公平。中国在1949年的时候，也是一片废墟，而且共产党手里没有钱，钱都叫蒋介石弄到台湾去了，共产党当时接管的五亿人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不识字。而且在建国的头三十年受到帝国主义的强力经济封锁。和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相比，伊拉克至少还被联合国承认为一个国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根本不被联合国认为是一个国家。美国对伊拉克的非常有限的经济制裁使得实行市场经济的伊拉克有二百万儿童死亡。而伊拉克总人口为二千万。按这个比例，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六亿人口中，受到帝国主义的全面经济封锁和政治上的敌视，死亡人口应当在六千万才是。
而且，中国在前三十年一直受到战争的威胁，美国根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并在日本和台湾秘密运进核武器，准备对中国发动核战争，逼得毛泽东只好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准备应战，当时的国家也将许多人力物力放在了备战上面。只是在国际形势缓和之后，中国自然有了和平发展的机会，才可以将人力物力更多地投到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当时的粮食并不是不够吃，而是因为要备战，要广积粮，因此我当兵时吃的都是已经保存了十年的大米。为什么当时要以粮为纲？因为粮食确实是一种最容易长期保存的食物，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大量的冷库，如果多生产肉类，不能够起到备战作用。
实际上全面备战确实起到了防止战争的作用。当初斯大林没有备好战，因此导致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给苏联人民带来了灾难，这在攻击斯大林的人中又多了一条斯大林的罪状。那么，如果斯大林完全备好了战，在整个报纸上天天宣传准备和法西斯德国早打大打，全国人民万众一心，那么就有可能迫使希特勒放弃突然袭击的计划。但如果历史是这样写，也许后面的文人又会鼓吹斯大林神经病，其实战争的危险根本就不存在。正如一个人没有搞好防火，火灾发生他会挨骂，而搞好了防火，避免了火灾，仍然会挨骂，人家会说火灾的危险不存在。所以，斯大林挨骂，毛泽东也挨骂。
当然，我承认任何事物，包括计划经济，都有一个完善和改进的过程。计划经济并不应当和社会主义大锅饭划等号，社会主义的原则仍然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段也确实需要改进。但就实践检验的过程来看，计划经济的成就仍然是很大的，并不只是在制造出了导弹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