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链得罪了哪些人

吴敬链得罪了哪些人

吴敬链先生说中国的股市象一个大赌场，而且是不规范的大赌场，并说股市的市盈率太高，也就是说股票现在太贵了，并声明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敢买股票的。

吴敬链先生这一下子总共得罪了多少人呢？本文就来算算。

首先，所有在中国正持有股票的人，无论是机构，是大户，是庄家，还是中小户或者散户，都会破口大骂他。

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这些股票持有者都是以一定价格将股票买到手的，比如说一个股民以十元一股买进一种股票抓在手里。那么，这些人当然希望在新的世纪能够新年发财，能够挣上一笔，那么，他们就希望能够以更高的价钱将他们手里的股票卖出，有许多股民的股票已经在手上套住很久了，就希望在新世纪第一年能够解套。所谓解套，无非就是比原来的进价更高的价钱卖出。卖给谁呢？当然是刚进股市的新股民，啥也不懂的新傻帽。

这些个新股民们听着各位经济学家们大吹特吹炒股的好处，听着各位奇奇怪怪的分析家们给他们描绘的美好前景，正准备实现他们的发财梦呢。

这就好比一群钓鱼者站在池塘边已经耐心等了很久，鱼们已经快上勾了，突然来了个好事者大吼一声，将鱼们吓跑了，你说他这不是成心捣乱吗？

本来市场上大批的机构大户庄家分析家经济学家们向新股民们招手，说股票不贵不贵，便宜着呢，大家快来买呀，谁买谁发财，可是不知从哪儿跑来一个叫吴敬链的讨厌鬼，向快上钓的鱼们大喝一声股票太贵了，买了要上当的，这怎么能够不犯起众怒呢。我不知道吴先生最近在家是否安宁，如果人家知道他的住址，恐怕他家的玻璃是没有几块好的了。

本来经过几年的反腐败运动，公然的行贿受贿这种腐败方式的风险越来越高。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官的在股市中制造假消息，透露真消息给他们的亲戚朋友，老婆儿子女婿丈母娘什么的，让他们用自己的钱炒股。因为知道真消息，所以一炒一个准，安安稳稳地发大财，从头到尾都是合法，反贪局根本就无从下嘴，决无被捕入狱或者被枪毙之可能。可是突然来了个姓吴的给他们添乱，又怎能不让他们生气呢？

其次得罪的是那些证券市场的从业人员，还有股评家，证券报刊的记者。他们和股市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如果股市一萧条，他们就要没饭吃，他们又怎能不恨吴敬链呢？

从这次吴先生讲话后的社会反应，可以看出中国的证券业利益集团势力极强，不仅网罗到五名著名经济学家进行反击，而且在昨天的深圳商报头版头条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引经据典，大唱中国股市赞歌，驳斥吴敬链先生的“歪理邪说”，反复地向那些个已经要脱勾的鱼儿们说：“股市好着呢好着呢，回来咬钩吧。”这个利益集团的人现在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将吴先生赶跑的鱼再吸引回来的神圣工作上，他们以为这样做是对社会主义强国作贡献吗？

本来我以为，中国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如果是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代表党中央发表意见，那我没得说，大家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深圳商报也不过是个地方的市政府的机关报，居然拿起人民日报的口吻来教训人，完全违背正常学术讨论的原则，已经说明证券业利益集团的强大到了什么程度。但我知道中央政府与证券业利益集团的意见很可能不一致，但已经对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产生相当的顾虑，如果处理不当，搞不好平衡，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而稳定是要压倒一切的。

倒吴的事件已经说明，目前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在被地方各利益集团逐渐削弱。

就我这些年在深圳的经验，深圳的任何单位领导，最头疼的就是股市活跃时期。那样的时期教师没有心思教书，学生没有心思学习，工人没有心思作工，程序员没有心思编程。领导们也不太敢就这方面得罪下属，因为这种得罪实在太大了。比如说，我在网上得罪了不少人，一会儿找思想贩的麻烦，一会儿找于是乎的麻烦，但这种得罪要消除也容易，我只要当着他们的面狠煽自己几巴掌，说几句“我混蛋，我该死，我胡说八道。”这冤家不就解了么？可是如果我得罪了炒股的人，使得他们原来能够成为资产阶级的百万以上富翁的（当然是他们自己这么认为），可是因为我的搅和使他们成了无产阶级，成了扶贫对象，这怎么不会让他们这一辈子想起我就恨得要命呢？如果我要解这种冤仇，除非我能够补给他们一百多万元钱，光煽自己巴掌是没有用处的。可我哪来这么多钱？

所以深圳的各单位领导见着下属炒股都不太敢管，要真的想干一点强国的事情，要等到股市低迷的时候，就在开会的时候说：“好啦好啦，现在股市也挣不着什么钱啦，大家看能不能干一点正事儿？”

吴先生一番言论就能够引起股市振荡，说明中国的股市就是一个大赌场。如果是美国的股市，就是请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大发议论，也左右不了行情。即使是象格林思潘这样的重权在握者，也必须通过调整利息来左右股市，也没有办法说一番话就能够左右股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