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老易不易：还是要外行领导内行
本来“外行领导内行”是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而在文革结束后则将外行领导内行看做是左的错误。于是各个科研单位外行纷纷退出，红军老干部也纷纷离休，这样各个科研单位就都成了内行领导内行了。
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带来了更大的恶果，对中国科研的破坏是难以令人想象的。
先说我国的陈景润是怎么冒出来的，是他找到当时数学所的一个外行党委书记，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行，报告了自己的科研成果。这个党委书记立即非常重视，于是上报到了中央毛泽东周恩来那里，也就立即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于是陈就立即住进了高干病房，享受部级待遇。实际上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在文革中，在人民日报上也是吹得非常邪乎的，实际上他的成果也是外行领导发现并上报中央的。
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数学所不是一个外行领导，而是一个陈的同行领导，是一个数学家当所长，会出现什么情况？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个领导是比陈水平更高的数学家，第二种情况是这个领导的水平要比陈臭一些，但好歹也发表过一些一般人看不懂的数学论文，也推导过两个小定理。那么，第一种情况稍好，陈会得到数学家内行的赏识，但决无可能将他的成果上报中央，让中央重视并使陈获得高干待遇。那领导一定会这么想：“我还没有得到的待遇他怎么能够得到？”
第二种情况就更惨，那个半专业人士还惦着自己受到中央赏识呢，怎么能够让陈景润冒尖？
实际上，真正能够打击和压制人才冒尖的并不是外行，而是内行。我从“实话实说”节目中的老易的表情，就知道实际上他在他原来的研究所里受到了相当程序的打压，最后强迫他退休把他排挤出来了。他有没有院士的水平？也许有，可是院士被另一些专业人士强占了。那些专业人士也不能说什么都不懂，也还是专家，写的论文别人也看不懂，看起来很高深的样子。
而如果所有的科研机构的管理人员，领导，统统换成对科研一窍不通的人，但是这些外行领导的政绩却被要求和他手下的专业人员的成果成正比，那么这样的外行领导就会努力探索管理专业人士的办法。
有人说武大郎开店不会用比自己高的店员，甚至还画了漫画来讽刺这一点。而实际情况则是，如果是武大郎开店，他反而会聘用高个子，因为他自己的个子他自己也清楚，是完全地绝望了的，因此并不会再和被聘者比较这个。真正可怕的是一个半高不高的人，比如说一米七的人开店，倒真有可能全部聘用一米七以下的人，因为一米七也还是有一些高度。
我在深圳曾经在一家美中合资的软件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美方的公司是IBM公司。我发现美方的公司就在努力地搞外行领导内行，这说明资本主义企业也是经过了长期地探索，发现了这个秘密。任何人一被公司聘用时，都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你今后在公司的发展方向。这个问题是：“你是愿意搞管理还是愿意搞技术？”如果你选择搞管理，那么你今后就沿着管理的这条路子往上爬，你再也不允许搞技术，不允许去插手技术，你的任务就是协调技术人员的工作，为他们服务，使他们HAPPY就是你的最重要的职责。而如果你要选择搞技术，那么就沿着程序员，高级程序员，系统分析员，系统设计员这条路往上爬，你再也不允许过问管理的事。而且公司反复强调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完全平等的。
我想，如果我是一个专业人员也一定不想自己的领导是一个专业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厨师，就希望聘我的饭店老板不懂烹调。如果他特别懂烹调，我可能要选择辞职。因为，如果他的烹调技术比我强，如果我拿围棋的段位来进行评价，他是九段我是七段，那么我做的任何菜在他看来都是糟糕的，我就少不了要挨骂。在九段棋手的眼里七段棋手的棋基本上是臭棋。而如果我是七段他是五段，我就更受罪，因为他居然还懂一点，就完全有可能瞎指挥，这样我活着就更难受。
实际上社会上就是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专业人员，比如程序员，工程师，演员，厨师等等，一种是管理人员和经纪人员，从事专业人员协调作用。而探索这两类人员之间的协调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而中国的现状则是真正的人才仍然受到普遍的压制。这种压制并不是国家不重视，国家也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也制定了许多法律来促进人才冒尖。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两类人没有协调好。这没有协调好又分政府方面和民间方面。
在政府方面，在所有的国企和事业单位中，因为实行了内行领导内行，我前面已经指出了这是人才受压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单位专业人员受到压制，通常要反抗。反抗有几种办法，一种是努力拍马屁自己当上官，这样就不受压了。可是这就使自己要花许多经历来从事拍马屁的工作，就无法集中全力来搞专业了。而一当上官倒是不受压了，可是一大堆管理的事儿压在头上同样使自己无法集中精力搞专业。另一种就是消极怠工，但这样一来自己的专业水平同样受影响。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干私活，搞星期六工程师，但星期六工程师或者去外面兼职实际上是一种腐败行为，而这种腐败行为国家现在居然公然地鼓励！所以国家的研究所很快就垮了。
在民间方面，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兴起，对于专业人员的管理缺少经验。他们对待专业人员的习惯仍然象对待一无所有的打工仔那样，对其实行残酷的剥削。他们会想：“我给他的待遇已经够好的了”，但其实并不够好，还差得远，那些私企老板太抠门了。另一方面，私企老板由于财力不够雄厚，因此不能够给专业人员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无法让他们研究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而这些课题完全可能是一种更大的财富的来源。私企老板总是显得过于自私，抠门，这就使得他手下的专业人员不舒服。但我认为私企老板在逐渐摸索中也许会改掉这些毛病，吸收国外的企业的长处。
有一些私企老板倒是对专业人员很好，但管理方法不对头。比如说，给专业人员重奖一百万，这是极为错误的管理方法。实际上外企从来不这么做。如果你老板已经决定给专业人员一百万，那么将他的薪水加到月薪二万，一百万可以发上四五年，在这期间专业人员应当还会继续作出贡献。而且，一个稳定的收入才可能打造出技术的尖子。如果猛地一下得一大笔钱，然后还是低薪，这人其实也没有什么积极性了。需要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向上爬的工资逐年增加的“大锅饭”制度，而不是动不动就重奖，重奖其实是一种非常老土的管理办法。
另一方面就是专业人员在适应这个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方面也缺少经验。专业人员最大的缺点也是在于过于自私，要价过高。比如说这个实话实说里的老易，别看他那么一个老实巴交样，你和他要起价来他决不是善主儿。如果他一开口要一千万，谁愿意和他合作？他那个产品说起来好，真正生产出来能不能卖个好价钱还是个未知数，哪个投资者敢一下子投那么多？许多专业人员都不能够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总想我贡献那么大，凭什么他们吃肉我喝汤？如果我自己开个公司赚得岂不是更多。
于是那些专业人员就都自己开公司，可是这么一来他们又不能将全部精力放在专业上而放在管理和经营上了，这样专业水平又不能提高。一些专业人员会想我挣到钱了再回来搞科研，可是回得来吗？而且一个人一生能够为人类知识宝库添一点东西才是更加令人不朽的流芳百世的东西。你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就算你成功，如果成功不到几百个亿的财产，我都算你是浪费人才，如果你只挣到一千万，非常成功了吧？可是你死的时候墓碑上写着“这是一个大老板，这辈子挣了一千万”，你不还是个死？人类这样的大老板不还是多如牛毛？和你死的时候墓碑上写着“这是一个科学家，这辈子做出杰出贡献”相比，那个更值？
实际上前十几年一直都是各个专业人员忿忿不平自己开公司，耽误了许多自己的艺术生命和专业生命，而且将自己的形象弄得非常差。
比如说我国的许多歌星就不知道自己找一个经纪人，他们一抠门，就愿意自己当经纪人，他们错误地认为“明明是我唱得好挣的钱，凭什么让经纪人挣一大把？”而事情的最后结果是自己也挣不了多大的钱，还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交易和管理上，而不是放在提高艺术素养上了。
比如说歌星韦唯，在前几年有过一个数钱的事件，其实她并没有错。签约的对方违反了合同，那么她当然要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对方多给十万并没有错，她又有什么可能不数钱呢？谁接收一笔巨款时不认真数一下二话不说就塞口袋里？因此对方借机丑化她是很容易的事。而如果她有一个经纪人，那么一切生意，什么时间拒绝上场，都由经纪人决定。这样她就可以一直保持一种充满爱心的形象。她可以说：“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唱，是我的老板经纪人不让我唱呀。”数钱的事自然也无须她亲力而为。她可以对所有人表现出友好和爱心，至于生意嘛，“找我的老板去谈。我是只谈友情不谈生意的。”
因此，所有的专业人员都应当认识到，自己必须有一个老板，必须有一个经纪人，不要对老板的优厚收入太眼红。而所有的老板也都应当认识到，不能给自己聘用的专业人士太低的待遇，应当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专业。这两部分人的磨合是需要时间的。
最后我给老易提的建议是，不要要价过高，不要以为自己的东西真的那么值钱，我的看法，他在这次实话实说节目中的东西，如果是我发明的，能卖个几万元一次性让人家买断，以后再不过问，就行了，或者卖个一两万也行。就我的经验，就中国的现状，千万别和别人合股，那合股都是骗人的，就不说骗人吧，你就是和你最亲密的人合股最后都会导致大家反目成仇，你难道还要花精力去不断地到公司查帐？一次性地卖出就行，哪怕就卖一两万，就算人家以后利用这个技术赚了几千万我也不在乎，不要那么太过于看重钱。专业人员过于看重钱的后果就是自己最后也挣不着钱。要把事情想清楚。在现今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中，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确实并不容易。
那个做儿子的不掺和父亲的事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父子合营，我认为事情多半也会更糟。朋友之间不做生意，做生意就一定不是朋友这是铁律，不能够违反的。如果那个家庭想一直保持和睦，那么儿子干儿子的事父亲干父亲的事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