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当年的计划经济是什么样子
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是搞计划经济，而改革开放以后则搞市场经济。那么，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想全面叙述，因为我当年也不过就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当兵的，一个普通工人，当然无可能知道全面的情况。但本文就我当年的经历及分析介绍一下可能被现在的某些经济学家曲解或者丑化了的地方，或者是他们不知道的地方。本文介绍的东西并非一定就对左派有利，也许还对右派有利，也许对市场经济派有利。我只是认为，在否定当年的计划经济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当年的计划经济是什么，即使否定，也不能够否定一个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一个被丑化以后再被否定的事情。
首先，当年的计划经济是有市场的，并非没有市场。各百货商店百货大楼也都在卖着货，也有许多商品，并非货架空空如也。
而且，我还不是说的国营市场。主要是，各农村的集市是一直存在的，而各城市除了北京以外（北京我不知道），做小买卖的一直都是存在的。所谓集市，也就是农民们将自己家里的自留地种的东西拿到一个地方摆着摊卖。集市上什么都有，鸡鸭鱼肉都是有的，各处蔬菜，还有一些东西，如柳条筐什么的，还有木材，还有土布等等。
我当兵的时候是在海南岛三亚地区，那里部队吃的菜全部是由连队里的给养员（我们当时称这给养员为上士）从农村集市上和农民们讨价还价买来的，没有专门的国营公司供应我们部队菜吃。如果没有集市，部队就没有菜吃，自己种的那点菜是不够的。
但是确实因为左的路线干扰，这农村的集市也是经常受到打击的。比如我记得当年在海南岛部队就是吃菜紧张，很难买得到好菜，除了各种瓜便宜以外，好一些的菜都很贵，部队那点伙食费是吃不起的。而原因则是当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以粮为纲，因此大力种稻而不种菜。可是当时的越南战场吃紧，在海南岛也有大量的部队准备打仗，因此部队就和地方谈判，看这以粮为纲的路线在那里能不能够通融一点。但是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也很为难，他们也怕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
再回头说得更早一些，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家是住在南昌，在那里我记得小时候我住的大院是经常来各种小生意的人，一会儿是修理雨伞的，一会儿是补锅的，还有磨刀的，收破烂的，阉鸡的，打爆米花的，弹棉花的，林林总总，非常多的各种人等，实际上比我现在住的深圳这地儿的服务要多得多。深圳现在反而是城管队员们将那些个小买卖追得到处逃，而我那个时候则没有见过那些个小买卖的被逮捕的。
我记得卖甘蔗的就从来在城市里都在卖着，淡季则五分钱或者一角钱一根，长短不同。如果旺季，则二分钱就可以买到一根很长的甘蔗。在南昌有国营的菜市场，可是菜市场旁边就是农民在那里卖各种东西。当时的青蛙都是很便宜的，二角钱就一大串。实际上我觉得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卖甘蔗
的。
虽然当时做小买卖的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错误的行为或者说是错误的思想，但并不属于犯罪行为，也不属于阶级敌人，而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按照当时的毛泽东思想，凡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就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去解决。
比如说当时有一个电影叫《青松岭》，讲的是一个富农给生产队赶大车，结果总走资本主义道路，还帮着各中农社员往城里捎一种叫榛子的山货，而影片中这富家也没有被捕，那些个中农社员也都是思想转过弯来了就好了。因此，虽然是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但是如果你硬是要当落后分子，成份又没有问题，领导也拿你没有什么办法，无非是入不了党而已。
当然，有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反资本主义非常厉害，也出动民兵去抓。但是抓到以后无非是将东西强行收购而已，甚至都不是强行没收。而且那也是一阵风，运动一过大家该干嘛就干嘛。
张贤亮在小说“绿化树”中也讲过他作为右派也到集市上和农民们讨价还价也能够占他们的便宜的故事。
我还记得一件事，就是文革后期警察也改了大盖帽了，而我所在的海军也改了大盖帽，这样海军军官的服装和警察的服装非常象，一般老百姓看不出区别。我的副指导员去山东接兵后回来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就是他看到路边一个老太婆在卖鸡蛋，也想买几个回去煮着吃，于是就上去问价，结果这老太婆半天不吭声，最后冒出一句，“我这是第一次。”（这件事右派们完全可以利用，但我是说实话。）
再说城里，虽然当时分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但是将大量的农民不断地招为国营工人则一直在进行着。我的那些战友绝大多数回乡都是被招成国营工人。而我的山东战友们退伍后很多都进了胜利油田成了石油工人，这是当时新找到的一个大油田。知青们则约在农村干上二至三年，就招工或者上大学或者当兵地就都回到城市。
还有就是，虽然国营工人要服从组织分配或者调动，不能辞职，而组织上也无法开除你，但是，却可以换工。在文革后期在南昌市专门有一个角落，一群人就在那里干换工的事儿，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工作证，然后和别人比较工作，如果两个人愿意调换工作，这件事情就算基本成了，剩下的就是办手续，两边厂子同时发出调令，然后这二人就分别被调到了新单位。这二人属于不同城市的都可以，只要双方乐意就成。但是，城市的级别不同，北京和上海属于同一级别，可以相互对调，而各省会属于第二级别。但是，如果一个北京人愿意为了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而降格调到其它城市，他通常可以找到与之对换的人。我当时就经常在城市的电线杆子上见到这样的为解决分居问题要求换工的启事。
再说农村来的民工团。我在退伍到天津以后，在天津石油化纤厂工程指挥部工作，当测量工。当时我们附近就有一个海河民工团在那里挖河，这是毛泽东“一定要根治海何的指示”。这民工团的人大都是来自河北的某个县，而且基本上长年在外施工了，由那个县的一个第二把手带着，民工的工资是由国家出的。而我们厂在建设施工的过程中，也是经常使用大量的民工的，具体怎么一个劳动报酬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比如我在一处搞测量，结果发现一条视线被一大堆土挡住了，于是就雇民工来挖，当时我还参与了与民工讲价线，一方土是多少钱，那些农民们可是精得很，寸步不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