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熊事件主要应考虑怎样预防类似事件再发生
一方面新闻总是要炒作的，想批评新闻不炒作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各种报刊竞争也相当激烈。现在的一份报纸版面也比过去大了很多，因此每天总要写上大量的文章进行填充，因此现在投稿都比过去容易中得多。而为什么烧熊事件会被大肆炒作，也是因为中国社会目前还是很稳定的，导致新闻报刊无料可报，只好反复炒作烧熊事件。如果中国社会现在有了一个九一一，恐怕烧熊的事件就没有多少人关心了。因此，批评新闻界炒作是无效的，除非你改变新闻界竞争的状况。但批评新闻界炒作又是有效的，因为，只要报纸卖得出去，总编不妨将“批评炒作”的文章又加到报纸中去，因此这个批评本身又成了炒作，又有机会增加报纸的销量以至于增加报社的广告收入最后导致从业人员的加薪。
我认为，烧熊事件重要的是怎样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而不是怎样对刘海洋进行处理。怎样处理并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事件，既然司法已经介入，就没有必要通过讨论来干涉司法。
我说过这是一个离奇的案子，所以它遭到炒作的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它的离奇。而离奇的案子虽然难找原因，但最终也还是可以找到的，那就是心理上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认为一些人总结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比如流行的观点是，为要防止这类事件发生，就需要在全民中大力进行爱护动物的宣传。而我的看法，很可能控制方向错误，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年来央视不断地宣传保护动物爱护动物才造成了这次烧熊事件。
我拿我这个人来说事吧。我是对动物漠不关心的，也从来不到动物园看动物，电视一播送动物世界，我就赶紧将换台，也不养什么猫啊狗啊之类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也就决想不到要去动物园残害动物。
刘海洋说他是热爱动物的，这我非常相信，我不认为他是在说谎，我认为他的内心是真的这么认为。因此，如果向他宣传热爱动物，效果很可能是南辕北辙。
可能有人想不通，热爱动物就拿硫酸烧它们么？当然有可能。我还是拿我自己说事。虽然现在我是不爱动物的，可是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喜欢我家里养的一只猫的。也正因为我太喜欢这只猫了，结果反而是这只猫遭到了我的残害。你想想，这猫就希望人们不注意它，如果有一个小孩一天到晚极感兴趣地注意它，这后果是多么地可怕也就可想而知了。实际上我小时候和现在的刘海洋的唯一不同，是我喜欢的那个动物小了一点，便宜了一点。
实际上，人类社会由于爱而产生的各种悲剧是常见的一种现象。也幸亏刘海洋爱的是熊。如果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女人，那也是很可怕的。西方社会就有这样的案例，因为太爱某个女人了，结果就把她给吃了。
为什么美国人在世界上到处滥杀无辜，就是因为美国人心目中充满了爱心和正义感。这一点一些反美人士可能不相信，他们以为美国人都是心中想着“我要坏坏坏”，成天琢磨着怎样干坏事。持有这样的观点的反美人士是非常容易转变为亲美人士的。在这论坛上为什么会存在着亲美人士？因为他们确实认识许多美国人，可能就在美国大公司工作。实际上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所有的美国人，基本上心目中都充满着爱和正义感，我敢保证一般的中国人只要和美国人打上交道，就极容易受到感动，而且这种爱和正义感并不是说他要骗你，而是真正地存在于他的心中。
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的运动无非是一种物质运动，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所谓的“爱”，无非是人的大脑中产生了一种叫做去甲肾上腺素的物质。而人类社会仍然是阶级的社会，美国人心目中的爱无非是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为维护他们的统治而进行的专政的作用。而资产阶级也不是什么阴谋家，也不是什么心肠特别坏的人，只不过他们的利益所在本能地造成了这一点，只不过是人类社会这种物质运动的结果。
在八国联军之前西方的那么多传教士进入中国，我相信他们中间大部分也都是非常真诚地相信上帝，相信爱和正义，否则则舍弃好的生活跑到中国这个穷地方来干什么？但客观上他们的爱就是在为中国社会制造灾难，并为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做好了准备。
关于这一点，我是同意英国的哲学家波普的观点，他认为，所有人类的战争都是宗教的战争。这里的宗教，当然可以指非常抽象的宗教，如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什么普遍的人类的爱什么的，如民主自由人权什么的。因此，一个宗教感很强或者说爱心很强的社会，事实上就成为人类社会的战争策源地。而美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
说到这里有一些离题。因此，还是回过头来考虑怎样防止这样的心理变态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社会层面，即怎样防止孩子从小就投下心理的阴影，防止由于离婚造成的社会问题。但我更关注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当一个大学生已经是心理变态的，怎样在他犯事之前提前地将之识别出来，并加以纠正，以至于本来他可能会发展成干某件坏事的，但却被成功地预防了。正如本来一个人要生成癌细胞，却因为某种预防措施没有生成。这就是预防为主。
在这方面我认为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或者班主任什么的应当负起更多的责任，他们应当仔细地观察每一个学生的状况。
关于这一点我不是要宣传一下我在文革时期的中学和在军队的时期的情况。我一说到文革就又有人会以为我要肯定文革或者要怎么样。其实，我不过是在说我在文革时的经历而已。研究一个社会正确的态度是应当承认所有的事实，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你的事实我不打算否认，什么某个人被割断了喉管被处决啦，什么老笨牛的母亲吓得得了精神病啦，我都承认，是事实，是悲剧。可是我就那么好运，我在文革中很愉快这也是事实。至于一些人怎么解释事实，把所有的事实总结成文革很坏，我不反对，你总结好了。可是所有的好的和坏的事实仍然就存在，我这个人就那么好运，文革那么多的坏事就轮不到我的头上，有什么办法？
先说我所在的军队。我认为人民解放军有一种氛围，就是任何一个人进到它里面，能够感受到一种家庭的气息。而指导员则是要仔细关注每一个战士的。当时的军队也有的战士心理上孤癖，行为怪怪的，不爱和别人打交道，成天闷不吭声。这样的人就特别受指导员的关注，问寒问暖，在生活上进行关心，多进行谈话，努力让他加入到集体中来，动员其它的战士关心他，让他和大家都交上朋友，一起唱歌，一起打蓝球，一起去做各种好事，如助民劳动，在大家的互相交往中矫正他的心理疾患。当然，也有不大负责任的指导员，不大关心战士，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政治事故，如某个士兵发狂拿枪扫射什么的。但这种情况极少，这属于政治事故。
实际上我认为刘海洋可能没有什么知心朋友。如果有人有知心朋友，无话不说什么心里话都能够倒出来的朋友，对于治疗心理疾患实际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假如刘有一个无话不说的朋友，那么他在干烧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对他的朋友说，那么他的朋友就有可能力劝他不要干傻事。
但是现在的时代和文革期间相比。文革期间人与人的关系基本上不是竞争的，因此就容易有贴心朋友，大家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嘛。比如我所在的中学，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试嘛，也没有升学，因此任何同学相互之间都没有实质的利益冲突，课程又少，大家又经常不是拉练就是军训，或者去农村收割或者抗旱，在这个过程中结成的友谊是非常强的，在大家别离的时候真的是舍不得分开。
而现在，中学生课程那么紧张，成天脑子里就是数理化英文语文什么的，哪有多少时间发展相互间的同学情谊？而且大家相互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竞争的，你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我考上大学的机会少了。象刘海洋这样能够考上清华的，不知道在数理化英文上拼命地顽强地下了多少功夫。进入大学之后又极为顽强地学习以至于成为研究生的保送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多少时间去交朋友？去发展同学之间的友谊？而且他和同学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竞争的。
自从我来到深圳之后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别看街上那么多的人来人往，这些人都同我擦身而过，物理的空间距离是非常近的，但社会距离则相差了千里万里之遥。我没有一点机会去亲近他们。我想西方社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和心理疾患，就是因为他们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太过遥远了。
而现在的一些中学生试图通过早恋来消除寂寞。其实，早恋只能使寂寞更加强烈。一旦你们两个人成天粘在一起，就会有一种世界上其它的人都远离你们而去的感觉，所有的其它的同学友谊的发展都受到阻碍，实际上就剩你们俩了。在这种情况下感情再一生事端，痛苦万分，不是要自杀就是要杀人，或者得了精神病，结果又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因此，社会还是要给学生们大量地减负。现在的大学生的课程都太紧张了，以前每个星期也并不是都有课的，而现在则下午都排得满满的。这是因为现在全国的大学都采取一种奇怪的政策，就是鼓励教师开新课，可是又从来没有想过要减一些课，要抡起斧子大砍特砍一大堆课，我以为学生每天只听二个小时的课就可以了。而且每年都要集中一些进一步地组织学生干一些支农之类的事情，一些集体活动。不要以为那些个课有什么重要，文革期间那么多的知识青年实际上很少时间学习，而文革结束后反而是人才倍出，反而是改革开放以后学生埋头学那么多课程，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工作能力是越来越差了，人际关系也不好。大学的政治辅导员一定要关心那些朋友少的不善言谈的学生，要试图将他们拉入到集体中来，要关心他们，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哪个大学教师不是钻到钱眼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