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章雯先生的文章
章雯先生写了一篇人民时评发表在人民网上的主页上，名字叫《请爱护自己的“通行证”》。看了以后我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章雯先生说：“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信用”可以说是代表委员口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是这样吗？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说在整个两会中你一直都在参加并将所有的代表和委员的话录了音，然后进行了统计，最后统计出来“信用”是他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那么就应当有一个统计报告，说共录下比如说5万3千八百零5个词，其中“信用”出现了一千多次，占第一位。有这样的统计报告吗？如果没有，那么章雯先生的话很可能就是没有根据的。
而没有根据的话也就没有信用，可能就是一个假新闻，是在造假。为什么要造假造到两会上呢？因为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章雯先生需要权力来为他的观点作支撑。可是这样一来章雯先生自己的信用就成问题。其实，如果要发表什么观点，不必拉大旗作虎皮，非要拉上个什么全国两会，就直说“我认为”是最好的了。可是中国的文人经常“强奸”惯了，不是喜欢强奸人民的民意，就是强奸代表的意思。他们就不喜欢说一句“我认为”，而更喜欢说“我们”认为。一种文革遗留下来的非常恶劣的文风。
下面章先生开始拿大学生说事，他说：
“据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个人消费部主任透露，从工行获得助学贷款的119名大学生，到了还钱的日子却连人影都找不着，致使工行损失数百万元。这数字占了该还钱人数10％。其实，大学生借钱不还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北京。有媒体报道，广东各高校在5-10年内的贷款平均归还率也不到80%。有学校最近对去年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近两成的学生表示没有考虑过还款的问题，7%的学生表示“是否还款还很难说”。”
首先我认为，根据章先生的这个说法，我认为当代大学生非常有道德，甚至能够让我非常感动。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知道，如果大学生们不还钱而溜掉，银行无法找到他们，只能宣布坏帐，损失钱了事。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百分之九十的大学生自动还钱，这就相当令人感动。
为什么呢？让我换一个例子，假设我在马路边开了一家电器行，卖彩电。我在明知道我无法找到人的情况下仍然宣布，任何顾客可以先搬一台彩电回家看着，看了一年以后，如果满意再来我这儿付钱。如果我这么做了，结果到了年末还有百分之九十的顾客果然来付钱了，这能不让我感动么？
全世界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任何一家商店敢这么开电器行？敢在明知无法找到顾客的情况下仍然让顾客先拿回去用？全世界有没有任何一家银行敢这么在大街上贷款？在明知可能找不到人的情况下在大街上向行人发放贷款？我认为就是拼个命地搞道德教育也做不到。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生信用已经够好的了。
此外，到期不还钱的那百分之十的学生，有可能根本就还不起，打算挣够了钱再来还，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一定不还呢？否则的话，按资本主义的规则，如果还不起就宣布破产，中国能不能让个人宣布破产？那样你银行不也更亏，还不如等人家挣够了钱再还呢。就算对一个穷大学生进行清盘，那一卷烂铺盖加上几捆书你愿意要就拿去好了。实际上助学贷款本来就具有慈善性质，是因为有的学生家里穷本来上不起大学，因此借了几万元钱来上大学。那么要还钱总也得等到毕业后工作几年挣够了几万才能够还。几万元钱哪那么容易挣的？连我这么个老头还要存上好几年呢。那么，宣布破产在国外恐怕就不叫不讲信用吧？那么我宣布破产好了。再说啦，你找不着人家，也许是因为你懒没有去找，并非人家都跟逃犯似的逃了。
至于说到“没有考虑还钱的事情”就能够说明不讲信用吗？上大学期间哪能一天到晚考虑还钱的事，各种功课还忙不过来呢！
再讲一下章先生的文章之外的话，就是确有媒体报道说银行认为企业的还款率比大学生的助学贷款的还款率要高，可是这种说法不公平。一方面，企业经常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当然只好还钱，另一方面，企业一旦赖帐，那数额是远远超出个人贷款的，甚至可能欠款几亿根本就还不起，不从数额去比而从不还款的比率来比是一种赖皮行为，也是制造假新闻的一种手法。
至于章先生得出一个断言“信用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一家伙将信用摆在了最高的道德的位置。而我认为信仰才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如果没有信仰，何来信用？信仰也并非一定要信仰一个宗教，而也可以是一种抽象的信仰，如共产主义，如爱，如民主，等等。我认为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出现的一些违反道德的现象主要还是因为共产主义信仰被大规模地抛弃。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当然喜欢工人阶级讲信用而成为自觉的奴隶，因此，象通过罢工斗争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就叫不讲信用，人家花钱雇了你，这聘用合同上可没有写着你能够罢工，你怎么就罢工了呢？我们知道有一个艺术作品叫白毛女，按剥削阶级的观点，那杨白劳就不讲信用，欠了债理当用女儿还债，怎么就不讲信用呢？那黄世仁倒是很讲信用的人了。我记得一个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描写了那么一个讲信用的犹太商人，人家还不起钱就要人家割身上的肉，而那部作品也是认为不讲道德的是那个商人。怎么就成了信用是什么基础和根本了呢？
因此，在阶级社会，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道德无非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章先生显然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然怎么会大谈什么“信用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呢？
这次朱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他说困扰着他的或者说是最令他头疼的事情是农民的收入问题，而并非什么信用问题，我认为这样的总理才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