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陆南泉先生的“苏联剧变原因”一文的不同意见
本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陆南泉先生的文章《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一文提出不同意见。
首先，陆南泉先生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的传统体制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这个传统体制，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既然陆南泉先生要得出这个结论，就必须推广成一般的社会科学原理，即世界上的任何体制，如果成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都会发生剧变。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实践的检验否定了陆南泉先生的这个一般结论。比方说，我们知道阿拉伯的一些王国，如科威特，约旦，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长期不变。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没有发生剧变呢？如果前苏联的体制和这三个国家的体制相比，前苏联更具有活力，科学技术更加发展，而这三个国家才真正的是科学技术没有发展的，无非是靠靠着石油资源挣了大钱罢了。
另一方面，古巴，北朝鲜，越南的体制是否传统呢？可是这三个国家为什么就不剧变呢？古巴甚至成功地建立了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接口，比中国更早加入世贸，怎么古巴到现在也不变呢？
还有，历史上美国的三十年代大萧条，为什么没有导致美国剧变呢？那个时候的资本主义体制不也是非常地阻碍社会的发展吗？
陆南泉先生指出前南斯拉夫试图在40年代末建立与斯大林模式不同的体制，可是陆南泉却忽视了南斯拉夫也解体了这样同样的一个事实。实际上南斯拉夫的解体和苏联的解体从原理上都是一样的。既然南斯拉夫是长期不受苏联指挥的，也解体了，就不能够认为捷克等国家的所谓失去了改革的良机为真。
我以为，苏联当时国内确实产生的改革愿望，很大程度上是受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宣传造成的。这些宣传造成了利益计算上的错误。
人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经常是会犯利益计算上的错误的。比如下象棋，原本以为走某一步棋会吃到对方的车，但实际上看漏了，其实吃不到，或者既使吃到了代价更大。
一个重要的利益计算错误，就是并不是将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和资本主义的“平均值”相比，而是和“最高值”相比，从而产生错觉。正如陆南泉先生在文中引用的俄罗斯学者的估计：
“在1989年按人均计算，苏联总产值是美国的30%，工业产值是美国的42%，农业产值是美国的38%。1990年，人均消费苏联是美国的20%。至于消费开支结构，饮食占的比重最为明显。80年代中期，苏联饮食消费占40%，而美国只占10%，日本占15%。1990年人均住房面积，日本为30平方米，美国为51 平方米，联邦德国为41.5平方米，苏联为16.3平方米。每千名居民中电话拥有量，美国为759门、日本为533门、联邦德国为598门、英国为523门、苏联为75门［①］。”
看上去前苏联的经济很坏，但是如果和全球广大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前苏联又是超出许多的了，比如巴西刚上台的总统，他的执政目标是什么？并不是什么让人人有电话什么的，而是想消除巴西这么大的国家，人民吃不饱饭的情况。那么巴西为什么不解体呢？巴西为什么不剧变呢？阿根廷为什么不剧变呢？上面的计算还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在于，在苏联时期所有的人都免费获得住房，有公费医疗，因此工资中并不包括买房子的钱和医疗的钱，因此饮食消费占百分之四十，而美国只占百分之十，是因为美国人要将主要的钱用于住房和医疗保险上面。
而且，前苏联毕竟比中国当时的水平要高，为什么中国不剧变而苏联剧变呢？因为中国人计算不错误。最近的在俄罗斯的抽样调查已经有大多数人认为前苏联的解体是不应该的，是个错误，也就说明了前苏联的解体是一个错误，是利益计算上的错误。
那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的时候，为什么要同平均值相比而不是同最高值相比呢？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着剥削的现象，因此当然可以造成在靠近社会主义国家的地区以及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造成繁荣景象，但代价则是远离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长期受到严重的剥削而在苦难中挣扎。
而这一点也会造成人民的计算错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错误的以为如果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就会获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好生活，而不会获得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悲惨生活。
但是，当人民发觉上了当的时候，想再改回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即人民在制度上的选择并没有自主权，没有纠正错误的机会。如果说前苏联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导致前苏联的解体，那么，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就理应产生剧变而回到社会主义状态，为什么人民这个时候又不选择了呢？因为资产阶级专政已经确立了，人民无法选择。如果俄罗斯人民真的有民主的选择制度的权利，则完全可以注意到中国的改革成功而重新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啊！
我也承认，前苏联的上层官僚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和工人阶级势不两立的两大阶级。”
但是前苏联的剧变也包括了官僚主义阶级的利益计算错误。这个阶级中的所有成员原以为进入资本主义制度后能够更好地保证他们的利益，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他们成为资本家之后也能够挣大钱，形成新的上层阶级，而且他们获得的私有财产获得宪法的保护。但是由于国家积弱，受到帝国主义的进一步压迫，他们的企业也是经常亏损的。他们并没有计算到作为官僚的潜在的利益其实要比当一个资本家可能更多的。他们也没有计算出他们自己的能力其实并不足以让他们维持住自己的地位。
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国也能够观察到许多。我就认识一些国家机关工作的人，以为自己很行，因此这几年下了海，扑腾了一阵子。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发财，而且为自己当年的下海而后悔。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实际上给了一个让一些计算错误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到自己利益上计算的错误。
还有，苏联领导人并没有认识到，越是改革时期，越是要将权力抓得最紧。因为，只有有权力，才有机会实施改革，如果权力都没有了，或者削弱了，那还改个屁革？只有什么时候认为改革得差不多了，各项制度基本上固定了，这个时候才可以考虑分权的问题。
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不管如何改革，有四条是坚决不能改的，这就是我提出的和平演变四特征，就是军队不能国家化，不能搞大选，不能有西方的那种多党制，不能开放公开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报禁。而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正是在这里。他首先开放了党禁和报禁，然后自己通过大选当上了总统，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权力，控制不住局势，甚至保证不了自己的安全，则苏联的解体就是注定的了。
我也同意陆南泉先生引用的邓小平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但我现在更愿意将这个话用在另一面，即当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资本主义的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在资本主义思潮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但是我以为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僵化和迷信，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僵化和迷信，是对资本主义的本本的迷信，是在缺少争论的基础上对于苏联解体的一种看上去似乎是广泛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