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奕过程中的优性指标问题
怎么样，这篇文章的名字学术味儿挺浓吧？能够冒充专家招摇撞骗一通吧？其实我国的许多专家就是这么胡弄人的。
其实我是从钓鱼台岛事件而想出来的这么一个题目。那就是，既然现在搞得大家很愤怒，甚至要到和日本人交火的地步。我就觉得中国需要后悔前几年的一些决策了。因此就想讲讲对策论的问题。
首先想到的还是伊索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农夫在冬天看到了一条冻僵了的蛇，因此就把它放在怀里捂醒了，可是蛇醒来之后咬了农夫一口，于是农夫就死了。
那么，农夫的决策原来是寄希望于双赢的，即想象中的预测是这样：我救了一条蛇，而蛇苏醒之后感谢我，因此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美女当我的老婆，这样大家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因此是双赢。
实际上，任何决策都是朝着利益最大化方向前进的。但是利益最大化的方向也是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根据预测的不同而不同。
如果农夫一开始就正确地预测到蛇与他本质上是对抗的关系，他就不会选择抢救蛇的生命，即使是不杀蛇，但是听任蛇冻僵而不管，总是明智的。因为，冻死蛇的是严寒，而不是农夫。
而当农夫预测到蛇与他是一个共生的关系时，当然可以选择抢救蛇的生命以达到双赢的目的。
因此，中国政府在作外交的决策时，一定要考虑好，我们和日本及美国的关系，从长远上讲，是本质上对抗的，还是非对抗的？这两者的优性指标是不同的。我们既然堂而皇之地将毛泽东思想写在宪法上，就应当按毛泽东的矛盾论的办法去进行思维，就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如果不这样考虑问题，又何必将毛泽东思想写在宪法里呢？
打个比方，如果中国政府现在有两个决策的选择，称作A与B，选择A，则中国获得一百亿美元的利益，而日本获得一千亿美元的利益，选择B，则中国损失一百亿美元，日本损失一千亿美元。
那么，如果中日本质上是友好的，是非对抗的，则中国政府应当选择决策A，自己能够获得一百亿美元就好，别管别人是不是能够获得更多。而如果是对抗的，则中国政府应当选择B，虽然自己受损失，但别人的损失更惨重，虽然损人不利己，但是自己的损失更小就是值的。
此外，还有一个选择的时机问题，比如对付蛇，最佳的时机是它冻僵的时候，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果。而当等到蛇开始攻击自己的时候，这才搞“严正抗议”，或者跟体力已经恢复了的蛇搏斗，这代价就大了一些。
因此，当中国遭遇到今天的困境时，我就不得不想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这个农夫拉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把，这样的决策是否正确？
当时接二连三的崩溃，从泰国，印尼，马来西来，新加坡，香港，韩国，直到日本，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任危机蔓延下去，则连索反应将一直波及到欧洲，美国。
当时在韩国有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学术会议，其中一些来自美国的专家说：“现在世界就等着中国来拯救。”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眼巴巴地盼望着中国的人民币不贬值。当然，中国就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但我还记得即使到了1999年，中国日报上一篇普通的探讨人民币是否应当贬值的文章，能够让香港的恒生指数狂跌两千点，直到中央再次重申人民币不贬值，才算稳住了局势。
也就是说，在1998年，中国这一根顶梁柱，就撑住了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相当于农夫温暖了冻僵的蛇。
当然，有人会对我辩解说，当时中国的人民币如果贬值，中国的损失也很大。好吧，即便如此，就豁出去损失它一千亿美元的外汇，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搞得更垮怎么样？也许日本和南韩就彻底崩溃了。右派们就再也不要唱什么“北朝鲜不如南韩”了。而且，中国那么做也并不是明着和资本主义宣战，无非是让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暴露得更厉害而已，资本主义世界没有理由因为这一点而责怪中国。
我原来以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脆弱，如果发生经济危机，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崩溃。但是现在我的观点不太一样。我以为，如果中国发生了某种经济危机，比如说增长率突然变成年增百分之二，而不是百分之七，但是，如果在同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就更加惨不忍赌，甚至连日本和南韩都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那么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还是稳定的。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制度才是有危险的，即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狂跌为负增长，而资本主义世界则生机勃勃，人民生活幸福，这个时候人民才会考虑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有问题。
当然，当年的机会已经错过。但是我的建议和看法就是，新的机会不应当错过，教训应当吸取。如果将来能够有这样一种情况，中国不明着宣战，但是搞一个小动作，就算自己损失一百个亿，却能够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损失几万个亿，这样的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就一定要做。
我以为，中国近些年来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拯救了已经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世界，成了一个支撑的柱子，使得资本主义世界能够喘口气。但是，如果注意到共产主义事业的使命，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从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矛盾，就应当在某种情况下突然撤掉这根柱子，哪怕自己遭受严重损失，只要敌人的损失更为惨重，极为惨重，就是好的。
我可不希望中国这个农夫最后在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当遭到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