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叶兆言的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
之所以要向大家介绍，是因为这是从王蒙写出的真实描述文化大革命的小说《狂欢的节日》之后，另一篇真实描述文化大革命的小说。我根据我自己的经历，知道这二人写的小说的确是真实的，许多类似的情况我都碰到过。
此外，不要以为我指出的值得一看的小说，就一定是什么左派，什么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正相反，这二人的观点实际上都属于右派的观点。但是他们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是真实的。作为理工科思维，其实我看小说不大关心艺术性，更关心真实性。这样就可以做为历史证据在那里存在着。
从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结论。一个方面的结论当然是右派们非常赞同的结论，就是文革确实是一场动乱，确实造成了许多悲剧，因此是应当否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文革的决议是正确的。而另一个方面的结论则是，文革中造成的侵犯人权，致死人命，和美国在同期及以后，和台湾在同期和以后，和印尼，南韩，菲律宾等国这么多年来的悲剧相比，甚至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着的非主流的社会悲剧相比，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严重。这同样也是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结论，即文革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根基还在，还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只不过如果没有文革，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而已。这就是一分为二看文革的观点。
而因为现在的主流媒体对于第一个方面的评价过于泛滥，占了绝对优势，当然我就要重点讨论第二个方面，即文革的悲剧和其它的国家和地区相同的甚至后来的时代的悲剧相比，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将表述以下几点。
一，侵犯人权的事情是群众组织干的，并不是政府行为。比如文中李道始的突然被抓，被搜查，都是红卫兵组织干的。而局势一旦稳定之后，就可以看出其实政府也没有做多少侵犯人权的事情。
二，李道始的被抓也是有情可原的。因为红卫兵在他的家中的毛主席像背后搜出了几枚有蒋介石像的邮票。而当时的国共战争并没有停止，台湾的蒋介石随时都在打算在美国的掩护下反攻大陆，在这种敌对气氛下，将李道始打成反革命是有情可原的。想想如果现在一个美国的阿裔人士的家中如果搜出藏有拉登的照片，恐怕联邦调查局是要忙活一阵了。如果现在有人在家中的某个地方藏有李洪志的照片或者法轮大法，恐怕也够公安紧张一阵子的。
三，共产党政府其实是宽容的。李道始虽然被红卫兵打成反革命，但是却没有被政府打成反革命，而三年动乱一过，即1969年局势稳定之后，李道始就立即被“解放”了出来，担任了系主任，后来又成了戏校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这都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事情。因此可以看出，即使是暗藏蒋介石照片这样的事情，也不妨碍共产党重用这个人。而在同期的台湾，正是每天都在枪决共产党员，包括根本不是共产党员的人。象柏杨这样的人也就是画了一幅漫画，就被关进监狱十几年。如果当时台湾真有人藏有毛泽东画像且被查出，他现在就是个死人。
有人会说，反正都是侵犯人权，台湾大陆一样黑。不对，从理工科思维的角度，侵犯人权也有程度的不同，当然要比较各国各地区的侵犯程度，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哪个地区是旧社会遗毒，哪个地区完全是反动。程度的比较是相当重要的。杀人和打人就不同，打一巴掌和坐老虎凳又不同。一些右派努力地要将文革描述成所谓人类有史以来非常严重的暴行，那么就必须比较其它各国各地区的情况。
四，共产党对于所谓反革命家属的安排是好的，其实并没有让他们流离失所，而是有安排的。小说中的木木在父母被群众组织抓走的那一天以为自己没有人管了，是因为派出所暂时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一旦知道了，就出动许多人到处去找，这反映了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精神，而第二天就找到了，因此安排他和一个老工人住在一起。叶兆言指出那个老工人对他不好，这是有情可原的，其实也没有打他，二人吃食也是一样，只是态度不好。想想一个工人对于上层社会的反革命的子女，当然不可能有非常好的感情。
五，许多武斗看上去激烈，其实死的人倒不多，伤的多，死的少，而且当时死人也是一件大事。比如说这个城市的第一场大规模武斗，几万人激战了一天，总共死了两个人，而这就被看成非常严重的事件，就被称作“九二惨案”，被打死人的哪一派就要召开极为盛大的追悼会和大规模游行。而最后那次大规模武斗，作者并没有指出死了多少人，只是指出最后有六个人高唱国际歌跳楼，其中一个抢救过来，另五个死了。而且攻上去的造反派仍然要努力抢救对方的伤员。
这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事故，如葵涌大火烧死几百打工妹，深圳清水河大爆炸死了十几名消防队员，某中学生被父母逼得自杀相比，其实也算是一种政治事故，武斗事故。我以为武斗的双方在“战斗”中都在注意手下留情，不要杀了对方，而并非努力地置对方于死地。
而这和南韩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甚至包括印度的现在的经常出现的教派冲突造成的伤害相比，更算不了什么。
六，共产党枪毙的反革命确实是因为过于死硬才遭此下场的。当然，我承认这是悲剧，但还是要和台湾的同期相比，因为国共两党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内战只要没有结束，则被识别出的对方的人当然不可能不管。但是相比之下，也还是国民党更加残忍。
比较小说中的反革命分子吕文和柏杨的遭遇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柏杨是挨打得受不了，于是被迫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但承认了之后要进一步地挨打，要逼出他的所谓情报，但柏杨并不是共产党，因此就只好乱供，乱供的人当然也被抓起来了。而柏杨干脆说你们叫我供什么就供什么，也被看作不老实而挨臭揍。相比之下，吕文能够义正词严地站在审判人员面前滔滔不绝地向他们宣传“真理”，听得审判人员目瞪口呆，也说明了审判人员没有象打柏杨那样地打他。实际上，如果吕文能够不和审判人员纠缠，或者干脆就象柏杨那样来一个假认罪，你们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好了，反而肯定不会被处决，甚至很快会被释放，甚至来一个“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都可能。实际上，象吕文这样的人如果是在台湾，也早就被处决了，在台湾被处决的共产党员的人数，要远高于大陆的被处决的反革命人数。而大陆处决的反革命，很大程度上也由于当事人非要顽抗，非不认罪，和他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只要说一句软话就可免死偏偏不说。我想如果我今后因为在强国论坛写了什么东西而遭到逮捕什么的，我就不会和审判人员纠缠，我和他们纠缠个什么劲儿？我就努力地说“我该死，我有罪”好了，理工科的思维就是这样的，避险是要靠技术的，不能干迎头往汽车上撞的事情。
另一方面，吕文的父亲是老红军，原戏校校长，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这个批斗致死实际上也并不是被打死，是因为他本来在高干医院就已经得了心脏病，被群众组织拖出来开批斗大会，在阳光下站了两个小时，头一歪就死了，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事故。而作为高干子弟的吕文对这一点不可能不仇恨文革，当他发疯似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将他的观点写成文字到处散发的时候，悲剧就是很难避免的。但我要指出的是吕文在台湾当时也只能是个死罪。
七，文革中戏院那些孩子看上去游手好闲，似乎是在浪费生命，但实际效果有可能反而是在享受生命。他们的时光被浪费了吗？可是小说最后指出，几乎所有的当时的小孩，不是董事长就是出国留学，要么就是阔太太，或者是知名作家，或者是高官。而现在的中学生从小学开始忙活，直到大学毕业，他们的青春难道没有浪费在做无数道其实没有什么用处的考题上面吗？被功课压出来的现在的青年作家能够写出叶兆言的这么好的小说吗？没有了，因为他们只能研究自己的身体，所谓的身体语言。
叶兆言在文革中游手好闲，王朔在文革中游手好闲，我在文革中也游手好闲。王朔认为文革《看上去很美》，而我以为，如果让我再选择一遍我的少年，我还是会选择文革时期，我不喜欢从小学到大学总被功课那么压着。
小说中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提到文革后期，即稳定之后的许多进展情况，如批林批孔，反天才论，卫星上天，压制个人崇拜，在这种种方面政府所作出的努力。而是在后期的时候作者的话题一转，也研究起自己的生殖器官了。
而对于这一点，我更欣赏王朔，更不喜欢叶兆言。王朔别看写小说出格，可是他就很不爱搞什么身体语言。王蒙也是一样。当然，我不否认人的青春期有这样的或者那样的性渴望或者性要求。也许《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在梦中强奸了一个女人，或者雷锋有过什么性意识。但是，艺术作品有必要去拼命地渲染它们吗？比如说，每个人都有肛门，大肠里都有大便，这是事实。但是，艺术摄影爱好者有必要对着肛门和大便反复拍摄吗？
叶兆言在这部几乎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中最后写到的他和他老爸两个人在同一时期和一个女性乱搞的事情，我以为很可能不是事实，而是他对于国外的某个小说的抄袭。我记得确实有外国作家写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实在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