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行内行问题回根源
根源说：“只要考察一下文革时期被诬蔑成“走白专道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的那些知识分子们是由什么人迫害的，这些迫害知识分子的人是内行还是外行，就一目了然的了。”
我以为根源的这种考察如果是科学的，认真的，则对于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是有好处的。正如一个人如果得过一场病，则分析出得病的原因，是癌证还是炎症，对于防止病的进一步发生，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分析文革悲剧的时候，要界定清楚一些事情，搞清楚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要比不分青红皂白地乱骂是要好得多的。
而就我对文革的经历，还有一些比较客观的小说的描写，如李兆言最近的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我认为在文革中主要还是内行迫害内行。当然，我这里说到主要，也并不否认也许在一个什么角落里有外行迫害内行的例子。
比方说，一个医学专家，外科主任，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甚至有可能被逼自杀，这样的事情有可能是谁干的呢？我以为最有可能的，就是他的同行，其它的医生干的。因为，把他迫害了，其它的医生就有机会出头当主治医生了。
工人农民有没有可能迫害一个医学专家？通常没有可能。如果有机会，可能还会保护，因为，万一自己的家人得病，还可以向医学专家求救。领导干部也没有可能，中央领导更不希望医学专家受迫害。迫害医学专家的人只能够是他的同行。
假想如果，再次向版主声明，我这里说的如果，是一种假想的试验，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愿望，只是为的说明问题。假想如果现在在中国发动文革，那么在一个大学里，最先造“博导”，“教授”的反的人是谁？外面的打工妹对于大学里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怎么可能会冲进大学抓博导来批斗？只能是那些博导下面的副教授，研究生等人，这些人会以为受够了博导的气，“你TMD何德何能当博导？我非要写大字报揭露你的真面目。”最先造电影明星的反的人是谁？是那些还没有成为明星的演员们，是那些演员之间的仇恨才会有不共戴天的效果。最先造著名画家的人是谁？是那些还不著名的画家，打倒了著名的画家，他自己才有出名的机会。
而要实事求是地讲，文革中其实正是这样。武斗非常激烈的地方，是大专院校的两派之间激烈的交火，工人农民反而是看热闹的多。实际上，文革搞到后来，中央确实有一个想要稳下来的愿望，不希望各派之间没完没了地打下去。而农村容易稳，工厂也容易稳，凡是家里有老婆孩子，需要养家糊口的人，都希望运动该告一段落了，该结束了。但是就是知识分子之间稳不住，大专院校，科研机关稳不住。这些知识分子之间的仇恨真的是不共戴天的样子。象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派和四一四派就是在那里拼命，连毛泽东亲自出马大骂蒯大富都不行。
怎样缓解各大专院校中的内行与内行之间的不共戴天的矛盾呢？于是才有工宣队军宣队的进驻大专院校。当然，我也不否认也许某个地方某个军宣队长或者工宣队员根本就不是个东西，这样的概率永远是存在的。正如一个大学几千学生，每学期必定有学生被开除，因此一定会有很少比例的工宣队或者军宣队的人是坏的。但是我以为，公平地说，大部分的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大专院校之后，确实起到了将局势稳下来的作用。因为，他们和院内的各派之间都无怨无仇，也都希望通过某种权威将各派间的仇恨化解。
李兆言在小说中也谈到了军宣队一进驻戏校，他的父亲很快就从牛棚里接了出来，成了系主任，而文革开始时他父亲才是一个副主任。而且后来他父亲很快就上升为校革委会副主任，直至主任，党委书记。而他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抄家和抓进牛棚，正是他手下教的学生，也就是“内行”干的。
当然，工宣队和军宣队在试图摆平各派的冲突时，在进行这种调节时，总不免要训斥这一批人或者批评另一批人，否则也根本就不可能摆平冲突。但是他们就象足球比赛中的裁判一样，很可能到了最后哪一派都不高兴。
我在当兵的时候就和从地方上左回来的干部聊过。你以为他们那么喜欢支左吗？他们根本就不喜欢，他们想尽办法和领导打报告要求回部队。他们喜欢在部队里当领导，因为战士们都还是比较纯洁的。他们在提到他们支左的单位的时候，都摇摇头说：“唉，那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难弄。”那些个相互仇恨的知识分子们竞相向支左的解放军告密，提供这个人是反革命或者那个人是反革命的“证据”，但是派去的解放军干部根本就不想整人。当“证据”实在太“确凿”的时候，就只好将另一人叫来训斥一通，或者办个学习班走一下过场，最后宣布“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
就说陈景润吧，在报告文学中也提到了数学所里的对他的风言风语，而这些风言风语，我敢说全部是他的内行同事们干的。外行的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农民，谁没事找一个数学家的麻烦？而数学所当时的党委书记是一个老红军，正是一个外行，反而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成果汇报到中央的。而一旦发现陈景润是个人才，就立即汇报给毛泽东周恩来，因此陈景润就立即住进了高干病房。如果现在的某数学家的领导是个博导，发现他下面有一个人才，他会怎么干？他会让这个人才与他合写一篇论文，而他的名字放在前面。那个下面的人想受到中央关注进高干病房？门儿也没有。
实际上，如果我们运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论，也都会清楚外行没有理由整内行。
我不说文革，就说现在。如果我是一个电影明星，我就不希望我的老板也是电影明星，那样我肯定很难受，他会压制我的名气永远不要超过他的名气。如果我的老板不是电影明星，反而能够在各个明星之间进行找平衡。因为，老板的目标是挣大钱。所以，如果我是一个电影演员，我就绝对不要在刘晓庆的公司里演出，我会难受坏的。
我曾经和一个退休下来的系主任聊过。他说，在中国，领导是干什么的？领导就是找平衡的，能够找好平衡的领导，就是好领导。实际上确实是如此。比如刘备为什么能够当领导，因为他能够在关云，张飞，诸葛亮之间找平衡。宋江为什么能够当领导？因为宋江能够在梁山一百零八好汉中间找平衡。唐僧为什么能够当领导？因为他能够在孙悟空，沙憎，猪八戒之间找平衡。中国的领导并不是象根源想象的那样霸道，动不动就专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