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国的农民在毛泽东时代受到的待遇基本上是公平的
本贴子是针对“耶稣的另一个名字”先生写的贴子“农民是否在建国后依然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写的。
首先，毛泽东时代从来就没有宣传过中国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是一样的，正相反，毛泽东时代始终是公开地宣传，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但是毛泽东思想也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消灭三大差别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那么，有差别是不是就意味着农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呢？不，我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农民是受到了公正的待遇的。而其中的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差别，归根到底，是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力水平的差别造成，即工人掌握的是比较先进的生产力，而农民却有一个从落后的生产力往先进的生产力的转化问题。
正因为工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则即使生产同一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比农民要多得多，因此，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好，就是正常的。否则的话，不顾工人农民在生产力上的差别，硬是将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拉齐，岂不更是属于左的路线吗？即使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农民的生产力也是要低于工人的生产力的。
因此，农民生活的改善的关键，还是要提高他们的生产力，生产力上去了，则农民的生活也就改善了，不是这样吗？
那么，毛泽东时代在努力提高中国农民的生产力方面做得是怎么样的呢？我认为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在建国开始时，绝大部分农民都是不识字的。而中国历史上扫盲最剧烈的时期，就是毛泽东时代，这本身就在为广大农民提高生产力而作准备了。你就是进城打工，至少也得先识字。如果大字不识，打什么工？就算当一个饭店服务员，菜单总是应当要看清楚的。而大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量的知识分子被发放到农村，这都给农民的文化知识的提高在创造条件。
毛泽东时代在改善中国农民的生产力方面，还做了兴修水库，当然，大炼钢铁的企图也是希望提高农民的生产力。文化大革命中由广大知识青年在各农村地区搞的社队企业，还有农业机械化的部署，也是提高农民生产力的努力。只有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才能够改善。
下面再回答耶先生的另外几个问题，耶先生说：
“1、公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在城市的工人有公费医疗，但农民却没有相应的政策；一般在农村只有卫生所这样的医疗水平及其有限的“部门”，这样，如果农民一旦得病，就无法保证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如果农民进城看病，钱则就成了另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一个部门可以为他们“报销”。”
首先，农民的医疗上的待遇，和其它的生活水平也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即医疗待遇的上升也必须首先考虑农民生产力的上升问题。如果说一个农民一辈子创造的财富总值根本就不抵他的总医疗费用，那中国的经济是无法维持的。
另一方面，我以为，在文革时期，农民进城看病，钱不是问题，交通才是问题。我以为农民如果赶到了城里，则医院还是给看病的，决不会说因为农民没有钱看病就一脚踢出门外。所以我认为，在那个时期，农民其实也是公费医疗，只不过享受的医疗待遇低一些。
当时的生产队有卫生员，或者后来称为赤脚医生，并建立了合作医疗，大队有医疗室，公社有卫生院。
讲到这里，我在文革中是军人和工人，先介绍一下当时我是怎样享受公费医疗的。我在工厂里得了病，就去工厂的医疗室看，但是，我是没有任何证件的，当时的人都很少有什么证件。但是厂医疗室里的医生是认识我的，如果他治不了我的病，就会给我开一个介绍信，给这个厂的对口的上级医院，于是我就拿着这个介绍信到上级医院去看病，如果上级医院还看不了，就又会给我开介绍信转给更上级的医院。
那么，当时的农村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生了病，则卫生员给他治疗。如果无法治疗，就转到大队卫生所，还治不了，就转到公社卫生院，如果还治不了，公社卫生院就开介绍信转到县医院。这样一级级的转上去。从这个角度讲，我以为当时农民也是有公费医疗的，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就不同了。
此外，农民如果生命垂危了，直接抬到市里的医院也还是给抢救的，钱并不是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要抬去。或者抬到解放军的军医院，也是给抢救的。医生不会管钱的事，只管努力抢救。
那么，有人就会问，医院尽干学雷锋的好事，白抢救病人，赔本了怎么办？嗨！哪有什么赔本？首先当时全国都没有奖金，医生也没有奖金，干好干坏都一样，都是那个工资。而医院里的东西都是国家财产。这医生就算自私，国家财产他就不放在心上，乐得用国家财产做人情不是？没准还能够换来土特产。而这个医生如果不自私，是为公的，那么，努力抢救贫下中农属于有无产阶级感情的行为，他又何乐而不为？还可以在毛主席著作学习讲用会中大谈他是怎样抢救阶级兄弟的生命的。
而今天的情况就不同，改革开放，国家不堪医疗费用的重负，因此就将医院搞成了企业性质的东西，而医生的效益和奖金挂勾了，医院抢救危重病人赔了本国家不负责贴了，这样前几年确实出现了因为病人没钱就一脚踢出医院大门的事情。因此现在可以说农民看病难了。
耶先生是否要说：应当将大医院办到农村去？这是不可能的。要做大手术，也还是到城市里的大医院好了。而农村到城市交通不便，谈不上农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只不过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客观原因。
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出六二六指示，即“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因此而组织了大量的医疗队下放农村，还有六二六医疗队在各个农村巡回给农民治病，这些都是不要钱的。一旦某地遭灾，各医院立即又组织大批医疗队奔赴现场，治疗也是不要钱的。因此都是公费医疗。并不是说这些医疗队都提着个钱箱或者带着个会计出纳什么的。
我当兵后不久就开展了一次拉练，途经海南岛各个县，部队每到一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医疗队给社员们看病，也是不要钱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发现一个黎族夫妇的婴儿得了急性肺炎，因此部队派小车专门送到海军四二五医院抢救，但是没有抢救成功，死了。但是也不要黎族同胞出钱的，也没有一个象现在这样的什么号召全体干部战士捐款这样的事情。因为，医院只要有办法，就会抢救的，谈不上什么钱不钱的，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捐款不捐款的。
所以，我对于现在的捐款是感到奇怪的，既然医院这儿有药物，有手段，那边有一个人要死了，就先抢救呗，抢救完了再捐款不行吗？捐不到就让人家死吗？真是莫名其妙嘛。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过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里面就说的是花妮为了给她的母亲治病，因为钱不够，就拼命卖花，这样的悲惨故事。而这样的电影就是在教育大家，只有旧社会，才有医院因为病人没钱看病一脚踢出门外的事情，而新社会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当时的所有的人都进行了这样的“洗脑”教育，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很悲惨，所以有病没钱治。而新社会是不同的。医生们也都知道这一点，来了一个贫下中农他敢不抢救？如果他不积极抢救，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这样那样的大帽子往他头上一戴，他也受不了。算算算，反正药啊什么的都是国家的，努力抢救他还能够当先进，何乐而不为？因此我以为文革中的医生们不敢见到病人垂危而不抢救的。
那解放军的医疗队每到一地就免费给人民群众看病是一个传统的。如革命样板戏中的《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分队一到夹皮沟就给李勇奇他妈治病，因此李勇奇就唱道：“这些兵急人难治病救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个治病救命，那可是公费医疗啊。象西藏的电影《农奴》中，解放军也是努力给藏民们免费看病的。
耶先生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土地问题，他说：
“2、土地问题：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于52年基本完成，做到了“耕者有其田”，但中央出于发展问题（即由于人人有田会造成新的贫富差异及为配合工业发展的农业社会化大生产）又实行了集体或生产队的新的农业制度。之后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又出现了人民公社，大食堂，自留地等一系列新的名词。当然，我不认为“分田到户”就好于“农业合作社”------分田到户其实是一种倒退。但仍不能否认农民一直是制度改革的牺牲品。还有，工人一直有粮票、肉票等票证，而农民却无法得到这些与工人相等的“待遇”。 ”
那么，农业合作化当然是一种要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尝试。而人民公社的发展，当时共产党内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学习苏联，也就是将人民公社彻底地搞成国企，这是当时的亲苏派的观点，即留学苏联学成归来的那批人的观点。而在刮“共产风”时，就是试图在干这件事情。那么，农民都成了国企的工人不好吗？让人民公社成为国企不好吗？这样不是完全和城里人一样平等了吗？可是毛泽东及时制止了这一点，而是主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那么，是搞极左的共产风更好呢？还是三级所有好一点？我以为是亲苏派的共产风更糟。
制度改革的牺牲品吗？那么中国的粮食产量为什么还一直在上升呢？为什么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人口增长创了历史纪录了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如此，就冲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要实行计划生育，也就说明了农业是成功的，至少比以往的任何时期都强。
为什么工人有粮票而农民没有呢？是因为当时要准备打仗，因此要大量地储存粮食，因此在全国实现严厉的配给制。而农民是生产粮食的，因此自己留了粮食剩下的上缴或者卖给国家，而工人不生产粮食，当然只好用粮票买，原理就这么简单。只有在战争的危险消除之后，粮食配给制一结束，什么粮票不粮票的也就都没有用处了。猪肉也是一样。在文革中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肉票的。我在1976年刚到天津的时候，猪肉还是不要肉票的，但是到了1977年的下半年，就开始要肉票了。但是，南方的沿海各省，比如广东，是不要肉票的。江西好象也不要肉票。此外，农民也都养了自留猪，本来也是可以吃自留猪的，但是舍不得吃要换钱，就吃不上肉了。
耶先生提的第三个问题是：
“3、农民受教育的权利问题：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一大贡献是基本扫除文盲，但也不能否认无法保障农民和工人的孩子们可以享受一样平等的教育，包括权利以及教育水平，比如工人的孩子从小就有幼儿园，而农民的孩子却需要自己看管，甚至是农忙时被带到田边，他们也无法得到和城市工人的孩子一样的待遇。
上面的问题是一直困惑我很久的，只简单的提出来。”
首先耶先生已经承认了毛泽东时代的扫盲成果。当然也就要承认农民的生产力上不去也是享受的教育水平上不去的根本原因。因为，教育所消耗的物质财富归根到底还是必须生产出来的，如果生产能力都没有，强行将中国人民的教育程度弄到美国一样，岂不是要把国家搞破产？而前面我已经提到，大量知青和知识分子们在文革期间进入农村，已经是在使农村得到更好的教育方面所作的最大的努力了。教育的关键还不是钱，而是要有人来教，如果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都跑掉了，光有个校舍能够顶屁用？而如果教师水平是一流的，则延安抗大那样的天当教室地当纸的教育条件仍然能够培训出打败美国西点军校的教育水平。
顺便再向耶先生介绍一些其它的事情。在文革中，由于战争危险的迫在眉睫，因此一切为了打仗，当时的共和国可比九八年的抗洪抢险更要危急万分。因此，当时采用了战时经济的办法，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那么，每一个人是在农村当农民，还是在城里当工人，或者是入伍成为解放军，是在这儿工作，还是在那儿工作，都是由中央统一号令的。这在共和国危急存亡之际是必须的。耶先生以为如何？是否认为在抗洪抢险的时候要强调个人自由？可是当时的克林顿还被美国的纪律逼得逃到了英国，而当时的美国并不处于危急存亡关头，无非是想要屠杀越南人民而已。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中国的农民是不是比其它阶层的人受到了更不公的待遇，就要看中央政府大体上分派工作的时候，即决定谁是农民，谁是解放军，谁是工人的时候，是否基本上公平。而我认为确实是基本上公平的。
先说决定谁是农民。当时在城里的人除非是独子或者有病，统统都要下乡成为农民。而当时的农村人，却又被源源不断地招了工。当时因为害怕沿海城市被炸，因此主要力量放在三线一带，即云贵川一带，在那些地方建设了大量的厂子，而招收了大量的当地农民进厂当工人。而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都在大规模地招收农村的农民进入成为石油工人。还有大量的煤矿也招收农民进入煤矿当工人。我退伍后所在的天津石油化纤厂，也招收了大量的农民进入工厂当工人，当时叫农转工。
因此，城里人有很大机会成为农民，而农民又不断被招工。而各地兴起的社队企业也在将部分社员就地变为工人。从这个角度讲中央是公平的。
再说军队。当时主要的招兵力量是在农村，城里人想当上兵不如农村人容易。我甚至有点以为人民解放军有相当程度上是农民的军队。就说我所在的航通修理所，专修雷达的雷达车间共有主任一名，指导员和副指导员，包括我在内的六名技工，还有八名技师。其中有两名技师是城里人，六名是农村人，主任和指导员都是农村人，两名城里人的技师一名是哈军工毕业，另一名和其它六名技师都是二海校毕业，这说明二海校就知道招农村人当技术干部了，而且进入二海校并不要考试，是领导上看上哪个战士好，就派他去二海校学习。但是农村兵总被派去二海校深造，而我这个城市兵，领导上看不上，当然也就没有这个机会。实际上我的领导对于城市兵是看不顺眼的，当然也就不会重用。主任，指导员和副指导员，全部是农村来的。
因此，我以为人民解放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招兵也努力招农村的，培养人才也是努力培养农村的，这一点恐怕耶先生是不知道的。而只要被人民解放军招为干部或者培养为技术干部的，即使是退伍以后也一定是城市户口。这也是农民们源源不断进入城市的一个重要通道。
实际上，当时人民解放军从农村招来大量的兵员，而当了几年兵之后，许多人就转为城市户口了，包括当海员，当汽车司机，进入公安局派出所，等等。只有很少的人才回到农村，但也成为生产队长民兵队长一类的干部。
人民解放军长期的农民的组成，这样一种性质，在这样一种政权性质下，如果说农民反而在受压迫，是很难解释过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