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根源先生介绍电影《青松岭》
正因为根源先生对于大陆的事情了解得太少，产生出许多误解，因此他还是不相信在文革武斗最激烈的时候，也正是南昌八一广场农民们卖甘蔗卖得正起劲的时候。
此外，lxq是在什么时候被打倒的？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即包括“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什么时候开始受到系统性的批判的呢？“割资本主义尾巴”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时间上根源先生是没有弄清楚的。
实际上，在武斗最厉害的1966年和1967年，lxq虽然已经被打倒，但是报纸上没有点名，街上已经有“打倒lxq”的大标语。但是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上的对他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那么，我以为根源先生查资料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根源先生不妨查一下历史上的人民日报，正式开始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是什么时候？我敢保证是在武斗基本上结束之后，即不早于1969年的九大召开之后。是在九大，lxq的名字才公开在报纸上被点名。从那以后，才有对他的系统批判文章。
另一方面，批判“三自一包”，也并不等于说搞自留地养自留猪，将农民自己的东西拿到集市上卖，属于违法行为，会遭到逮捕。正因为此，我才向根源先生介绍文革中拍摄的故事片《青松岭》。因为，这个故事片的极左观点是非常强的，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的政府的公开的政策。
影片《青松岭》最早源自文革前的一部短篇小说，在文革前也有同样名字的电影也叫《青松岭》。但是文革中后期出的这部电影，已经在各个方面加以拔高了，将农村的一些现象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了，将一些错误思想提到“阶级斗争”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了。因此，影片中的脸谱化倾向是非常严重的，绝对不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下面说说故事梗概。
这部电影中讲的是一个在大山沟里的生产队，有一挂马车，经常要将物质送出山和送进山。而这挂马车原来是一位叫张万山的老贫农驾的。后来因为他老了，也有病，因此，就让一个富农叫钱广的来驾，这在影片中当然是一个反而角色，是阶级敌人，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妄图资本主义复辟。
而钱广每次出山时，就有一大堆家庭成份是中农和富裕中农的落后社员，将家里自产的各种土特产，还有各种山货，委托给钱广出山帮他们卖掉。而这些落后社员平时集体的活不愿意干，成天找机会鼓捣资本主义，即搞自己的自留地，或者上山采山货。这样，生产队的集体生产当然就大受影响。顺便说一下，既然影片放到这里，就已经在说明，钱广将送出的山货，还是能够合法地在集市上买掉的，而不是说哭丧着脸回来说给什么城管队员给罚了的。
影片的最后当然是贫下中农张万山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将掌握在阶级敌人钱广手中的鞭杆给夺了过来，并根据他的破坏行径，在事实上教育了落后社员，使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因此生产队的生产就上去了，影片结束时集体经济壮大了，由一挂马车变为四挂了。
实际上在文革中，自留地也一直是存在着的，正如论坛上另一个叫作“不是不是”的女士也发文说过，她所在的那个生产队，都是自留地里长的东西好，集体的地里长的东西都不好。当时宣传某个东西不好，属于资本主义，并不等于说，干了这样的事情就是要被逮捕。如果根源先生还是不理解。我打个比方，就是在卫生宣传上，宣传讲卫生的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但是并非说如果有人饭前便后不洗手，就要抓起来，或者被枪毙。再打个比方，象包括香港政府在内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大力开展“吸烟有害健康”的运动，但并非说如果一个人卖香烟就要被逮捕，这是两码事。
在文革的后期，也就是1975年以后，毛泽东提出反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时候政权已经稳定。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呢？包括八级工资，包括农村的自留地，自留猪。因此，大家在政治学习中就大批特批资产阶级法权。认为这些东西需要控制，否则就会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但是这是不是说明农村就要取消自留地，城市里就是要取消八级工资呢？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根源就不清楚了。我在退伍以后就是二级工，一直到我上大学之前，就一直是二级工，从来就没有说要取消八级工资这样的事情。
而至于农民卖菜给城里，卖水果给城里，在全国的中等以下城市，是完全通过集市来进行的，那根本就不属于要被警察抓的行为。我在南昌时，那里就满街卖甘蔗，而到了山东，就是一到夏天满街卖各种瓜，西瓜最多。除了私人卖之外，还有生产队将队里的西瓜弄到城市里卖。大车将瓜运到城里，就在街边上就卖开了。
而“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概念直到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才出现，在以前甚至没有这个词。实际上许多极左的作法是华国锋上台以后搞两个凡是的时候搞的，而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去世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继续持续了半年多。而我在1977年的夏天还看过一场“批邓”的电影，名字叫《欢腾的小凉河》在这里也可以给根源先生介绍一下。
讲的是一个农村，当年在“lxq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下，“走资派”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将社员的土地都承包了，因此经济上萧条，两极分化严重，影片中的主人公要逃荒要饭。而当然是“文革”一声春雷响，打倒了“走资派”，社员们搞起集体经济，生活越来越好。可是突然又刮起了“阴风”，即“右倾翻案风”，作为阶级敌人的“走资派”又要试图搞资本主义复辟，鼓励社员们承包，当然后果又是两极分化严重，社员们又要逃荒要饭，而影片的最后当然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对“阶级敌人”取得了胜利。
再向根源先生介绍一下文革中流行的一个京都大鼓，叫《王国福》，讲的是一件真人真事，在人民日报上曾经广泛宣传的，这个大鼓的第一段歌词就是“王国福，家住大白楼，身居长工屋，放眼全球”。这个大鼓讲的是，lxq路线的一个代表，奉上级的指示来到了大白楼生产队，企图撤消王国福的生产队长职务，换一个他们的人当生产队长，但是社员们不选那个上级指定的人。后来“lxq的人”只好垂头丧气地说“那么选王国福当队长的举手”，只听哗啦一声，社员们的手就都举起来了，然后就是王国福向社员们讲话，说“俺村的土地分不分？”，社员们齐声喊：“不分！”，王国福又说“俺们听不听他们那一套？”社员们又齐声喊：“不听！”，于是王国福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结果当然是其它生产队的人分了地，因此受穷，而王国福生产队坚持不分地，因此就一枝独秀地富起来了。
时隔这么多年，我还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我在海军某炮艇大队有几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工作，修理雷达，那个大队只有有限的几个唱片，结果有一段时间每天我都只好被迫地听一遍这个《王国福》。
我提到的上面这些极左路线的艺术作品，并不是说，我非常地拥护极左路线，或者是什么残渣余孽什么的，我当然拥护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问题在于，在我们提到过去的历史时，必须实事求是，当时发生了什么，就是什么，当时的集市就是存在的，当时在武斗最激烈的时候，也正是农民们努力卖东西的时候，这就是我本人的亲身回忆。不能够说，我们反对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就一定要将历史改变成，当时只要上街卖菜，就会被逮捕，或者被打成反革命枪毙。
在文革中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将人打成阶级敌人，或者会被逮捕呢？并不是说上街一卖东西就会被捕，没有那么严重。而是看你是家庭出身。如果你出身贫农，那么就什么事情都没有。而我当时就出身贫农。如果一个人出身地主，结果就有可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当时将社会上的人的关系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种。人民内部矛盾是不能够用惩罚的办法来进行的，只能够批评，说服教育，而敌我矛盾那就严厉了，就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了。而当时的许多社员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的活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宣传教育批评的对象，而不是要被逮捕的对象。就是说宣传上总是讲搞资本主义不好，一个人不管集体的事情成天泡在自留地里不好，这是宣传，并不是说这个人违法。而在1976年到1977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行动，也是将社员们自己养的鸡给杀了，种的自留树给砍了，是相当极端的行为，但也并不是就将社员们逮捕了，就认为社员们是“阶级敌人”。这就好比当时的国企工人也不爱干活，许多女工一上班就打毛线衣，这属于“资产阶级行为”，属于错误思想，在宣传上一定是要批判的，但是如果领导们下令将这些毛线衣和毛线针都抢过来烧了，就过火了。即使这样，也并不是说这些女工们就成了阶级敌人。当时的“敌我矛盾”并非那么容易定的。还经常有一个术语叫做“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意思你还是被当成自己人看待。而反过来的说法是一定没有的，并不存在“人民内部矛盾敌我处理”这种说法。
而且，那个时候大规模武斗早已经结束，是政府稳定管理后的极端措施。而在1967年的武斗激烈的时候，当时造反派们还连权都没有夺到手，更不可能有多少“管理”方面的行动。当时的南昌是属于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公检法已经被砸烂，街上的警察都不见了，根本就没有人维持秩序。那些造反派急着要对付的，是和自己对立的派别，成天想的都是怎样和对方打仗，更没有功夫搞什么管理。是直到1968年军队进入，南昌市革命委员会和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各种各样的管理措施才开始施行的。根源是将1976年的事情硬要往1967年安了，好象一说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时期的坏事要往那个时期安似的，其实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分了好几个阶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