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民网记者何勇的不同意见
今天看到人民网上的人民视点上，人民网记者何勇的文章《从农民到公务员：有多远的路要走？》，觉得有许多观点并不同意何勇的，特在此商榷。
此网页一开始就有三句话用红颜色醒目显示为：
●2002年，山东省有１４１３位农村青年第一次出现在县级公务员考试的考场上。济南市有１０９位农民参加考式，其中９人参加了面试，最终有５人被录取。
●长期以来，不知有多少优秀农民因为"身份"的限制，被排斥在体制之外，被剥夺了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
●允许农民参加公务员考试，在制度上给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等于打通了由农村到城市的"绿色通道"。
首先说第一条中的“第一次”肯定是搞错了，我大约在至少三年以前就看到过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谈到的某县就已经是公开地考试招聘了。
而第二条也肯定是一个假新闻。这里的“长期以来”是指的往回追溯到什么时候呢？追溯到毛泽东时代吗？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可是经常出现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身影。当然，这是个案。再说统计，只要何勇先生将现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同志，各级省党委的常委，他们的简历看一下，就知道自己说的不真。
我就看去年新上任的广东省党委各委员的简历，就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村出身。
则第三条就不是什么新闻，农村到城市的通道原来就存在着，从来就没有关闭过。发明一个“绿色通道”的名词没有什么意义。至少我知道全国高考录取的所有农村考生就全部自动获得了城市户口，这不是通道吗？
此外，所谓开了报考国家公务员先例一说，听起来象是创举。但是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也是近十年以内的事情。正如文中所说，以前都叫国家干部，并不叫公务员。以前并不通过考场考试，而是另有选拔办法，当然不能够说就排斥了农民在干部队伍之外。
而记者也承认，国家在公布公务员考试制度时，原本就没有规定农民不可报考，只不过是地方政府违反中央的原则而已。将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也谈不上什么创新。
学过大学中文系的何勇先生应当明白“创新”这个词和“纠正错误”这个词是不同的。比如说，原来制造了一种自行车是能够骑的，后来发明了一种更好骑的自行车，这叫创新。而原来制造的自行车是有问题的，根本就骑不动，或者有危险，则纠正这个错误就不叫创新了。软件开发也是一样。如果软件开发的某一个版本死机了，则客户可要求开发者纠正错误，但这不叫创新。而开发者开发出更好的软件，这才叫创新。我以为，创新这个词在我国被滥用了。
而所谓曝率很高的新闻，实际上是记者制造的假新闻，是通过宣传手段煞有介事地将历史上早就存在过的东西有意识地宣传为开天辟地头一回，欺骗广大的读者。
而且，文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声称山东省成了什么“第一次”，另一方面又说在1995年就有“吉林省青年农民祝占兴等１３人通过考试，走上乡镇公务员岗位，成为新的公务员录用办法实施后第一批受益的农民。”1995年的事情放到今天就不叫新闻，叫旧闻了。
文中又开始将一些改革开放以后造成的不公正赖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头上，文中说：
“把身份作为前提的公务员录用"潜在规则"，剥夺了宪法赋予的农业户口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担任国家公职权，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程序正义的原则，造成了一种广泛的、事实上的不公正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城乡分治管理模式这一历史原因造成的。即在户籍制度上划分农业（农村）户口和非农业（城市）户口，在利益、就业机会等方面分别给予不同的待遇。”
我还是先声明，我并不赞同现在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不赞同的东西，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随意歪曲和诬蔑而不受限制，那也违反科学的原则，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
而计划经济体制在世界上也有过许多种，比如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就和中国不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没有城乡差别的，并不歧视农民，不存在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而中国历史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完全的计划经济，包括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体制，当年为了要打仗，实行粮食配给，因此农村是上缴公粮，而城市则是粮食配给，多存粮食以备战之用，这才造成了差别。
而在文革时期，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个城里的青年成为农民的机会，和一个农村青年继续是农民的机会，是差不多的。而一个城里的青年成为工人的机会，和一个农村青年被招工为工人的机会，也是差不多的。如果何勇先生不信，可以拿统计资料出来反驳我好了。而当时军队招兵主要是招农村兵，提干则农村兵被提干的机会更大，而军队里复员退伍军人则大部分后来都获得了城市户口。单单军队这条线就早已经构成绿色通道了。
在文革时期没有学历，也没有考试，干部的提拔是这样的，先是被社员群众选为生产队长等干部，然后再被选举和提拔到大队，到公社干部，一直提拔到县干部，这样一直提拔下来。而历史事实上中央领导同志中许多人就是从农村工作中一步步提拔到中央的，什么时候特别照顾城市居民了？
文中又说到：
“章丘市人事局局长高瑞莹认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加速了人员流动和职业的变化，适应这种形势，就要逐步取消 "身份" 观念。
"打破身份的界限壁垒，给农民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是用人观念上的一大突破。"山东省人事厅录用流动处高处长说。
山东商河县人事局负责人认为： "虽然最终能脱颖而出的农民很少，但它留给干部选拔制度上的导向却是革命性的，那就是不再有身份的限制。"
几位长期从事基层人事领导工作的同志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身份，决非偶然，它反映了一种呼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就是要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身份"社会向公民社会、"职业"社会转变。”
这些领导干部的说法都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说法，什么“革命性”的。而实际上，中国的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歧视，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这并不是说我反对改革开放。但是，一些新的副作用是确实存在的。
我以为，中国的各级领导的一个非常大的恶习，就是并没有什么创新的时候，硬要将某些以前早已经存在的事情说成是创新，然后用一套套的名词来表示自己“很有学问”。这种“创新”恶习应当改改了。
而文中谈到的那些所谓学者强调的“机会均等”也是违反“三个代表”原则的。实际上，中国的工农差别，很大的程度上是生产力的差别。要想使工人农民平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农民的生产力，而不是搞一些花架子式的假平等。只要农民的生产力上去了，自然就能够获得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