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根源：我们争论的焦点是文革中有没有卖甘蔗的
这个课题是我们要争论的关键。而我的童年经历确实是在南昌市武斗最激烈的时候，八一广场上还是有许多农民在卖甘蔗。
而这个课题衍生出来的另一个课题，就是在整个文革中集市是否存在，我的经历也能够证实，集市也是存在的。
如果这两个课题根源先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那么他再说别的意见，我可能还是同意的。
比如说，由于某些地方的极左，部分大队将自留地收回，或者集市的规模受到压缩，这我都同意。我同意当时的集市规模是远远不如改革开放以后。我并不否认文革时期的左的行为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作用。我没有打算认为文革期间什么都好，一切都好。
我举出电影《青松岭》的例子，目的也在于说明，农民卖东西的行为被定义为错误的行为，就象“吸烟有害健康”一样，却没有定义为反革命的行为。影片中那些托钱广卖东西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并没有被定义为反革命。而在新的青松岭电影中，钱广最后被抓，也并不是因为他的帮助其它人卖东西，而是从事了真正的破坏捣乱，到现在看来也属于一种刑事犯罪。至于这个破坏和捣乱的行为是什么？我不说，试试根源网上查资料的能力。
此外，我在文革中就是一个根红苗正，出身贫农的人，因此我在文革中就从来没有过要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感。石传祥的例子当然属于极左。但是我认为在台湾类似的情况也可能一样。比如说，如果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在一个人的家中查出了他和毛泽东的合影，这个人的麻烦也会是相当大的，很可能现在就是一个死人了。因为台湾是对共产党员一律枪毙的。
根源提到老干部。在文革中，所有的干部都人人自危，大部分都受到冲击，这是事实。但是我已经说过，造反派群众组织定义的“阶级敌人”和政府最后定义的是不同的。造反派会认为对立组织的所有人都是反革命，但是那不算数。真正在文革后期，即在九大召开以后，有一个“清理阶级队伍”的行动，在那个时候才对所有的被打倒的人来了一次政府行为上的大鉴别，在那个时候确定什么人才真正是阶级敌人。但在那个时候，反而有许多造反派头子被定为阶级敌人了，而大批的被打倒的老干部反而解放了。还有相当一部分老干部被送往五七干校。请注意，五七干校本身就说明里面学习的人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即都是自己人，最多包含一些“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的人，因此也还是自己人，只不过要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观而已。五七干校不是监狱，没有人看押，但是有纪律，就象我当兵的生活一样。而真正的被定为“阶级敌人”的走资派，数量还是很少的，是被送往监狱的。
那么，真正被定为阶级敌人的走资派，其确定的理由，很大程度上也还是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其实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中很多人都出身大地主，这里我就不一一列出名字，因为，我发现这个论坛确实对名字要进行筛选。但就我当时看到的被打倒的“走资派”，几乎百分之百不是出身于贫苦农民或者工人家庭出身。时传祥的事情我说过，那是个例外，而且也没有被政府打成反革命，而是因为造反组织批斗他使他疯了，被送回老家。送回老家后也没有被当成阶级敌人看待。
再说县志问题，根源认为既然能够到百分之七十的大队收回自留地，那么总有一天也会到达百分之百的。就左的趋势来讲，有可能这样，但是如果某一天达到百分之百，遂昌县的县志应当有记载。此外，如果取缔了集市，则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某一天重新开放也一定是一件大事，也会有记载。但是没有什么重新开放的这种记载，是因为从来就没有完全取缔过，就这么回事。至于说有没有压缩，打击，这我不否认。
最后发现根源的一件有趣的事情了。我记得以前我问他两个问题，“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不正面回答，而是说他从来不隐瞒他自己是广西人，在深圳工作。可是在这个贴子中他又说他要回粤北过春节去了。也不知他是广西人还是粤北人。当然，这都和我们争论的话题无关。再说他说他老家有几家网吧电脑破得要命，这也是奇怪的，因为，落后地区要么没有网吧，如果新开张了，这网吧里的电脑也必须是新的，否则根本就挣不了钱。网吧都是私企老板开的，如果我是私企老板，当然是买新电脑，决无可能收购旧电脑。落后地区也有不少阔佬。比如刚被打死的大富豪李仓海，就在山西的一个小县城里，我相信他的设备都是一流的。因此，我在落后地区开一个网吧，只要有家境比较富裕的人来上网，我就能够挣钱。根源还说到“郊区”？如果是一个小城市，也不存在什么郊区不郊区的，即使住在郊区，进城连自行车都不用骑，迈迈腿就进到县城里了。根源本来应当说“乡下”，这谎话才能够编得圆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