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光的不同意见：农民问题的实质是生产力的问题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也就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观点。现化化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提高人的生产力的问题。如果农民的每个人的平均生产力是高的，则他们的生活也就会提高，各方面的情况也就会改善。
因此，要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就只能从想尽一切办法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入手。这包括一系列可行的措施，如提高农村的初等教育水平，让农民进城打工，提高农业生产的生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等。而国家的各种福利都是依赖于财富的，而财富是要生产出来的。因此，生产力一提高，财富就增加，而在财富增加的基础上，各种福利才能够跟上。
与之对立的更加虚无漂渺的观点即是杨光先生由真羡慕啊网友转贴的“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的观点，即以为农民的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似乎你只要给农民各种各样的人权，农民就可以很快富起来似的。
但是杨光先生的观点是不受实践检验支持的。比如说非洲的那些饥民，你就是再给他们足够的人权，如果缺少生产财富的能力，则他们就只能还是处于悲惨状态。
当然，如果能够将某些人权和生产力的提高联系起来，比如说能够论证只要给了农民某些人权，农民的生产力自然而然地就会提高，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富裕，那么这样的人权观是应当得到支持的。这也是因为最终将人权的落实点放在了生产力的提高上面。
比如说，南街村的村民们是不是那么想在城里找一个打扫卫生或者饭店服务员这样的工作？我认为他们不想，他们并不在乎到什么地方去移民或者工作，很可能他们欧洲美国都已经转了个遍了。这是因为南街村党支部的正确思路，即要想解决村民的问题，就必须想办法发财，想办法挣钱，钱挣到了，什么福利都好办了。
其实，关于杨光的观点，也无妨按科学实验的态度做一个实验，由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来做。比方说，找到中国大西北最贫穷落后的一个小山村，然后对这个山村的居民宣布他们拥有一切“人权”，他们想办北京的户口或者广东的户口，他们想迁到任何地方，找任何工作，随他们的便，然后跟踪他们一年到两年，看看他们是不是都很快富起来了？而实验的要点在于，你不能够给他们任何从外部输入的财富，所有的财富必须由他们自己创造，不能够买通一两个资本家宁可亏本也要聘用他们以造成“实验成功”的假象，或者也可以免他们一到两年的税，并通过跟踪防止他们被任何官员乱收费。而且，他们当然也拥有呆在自己家乡的权利。
当然，在实验之前我可以先作出一个预测，那就是实验的结果会表明并非这些人因为有了所谓“人权”生活就迅速地改善了，就比南街村的村民们过得好了，他们该受穷，一定还是受穷。此外，我以为现在中国的农民就已经有了这种人权，实际上他们就可以买了车票四处去打工。大量的侵犯人权的违纪现象的存在并不能够阻止大部分的外来民工事实上也还是工作了而且挣到钱了。而打工的第一年也可以较为快速地挣到一些钱。可是，如果他们打的工是那种象扫大街或者挖树坑或者洗脚这样的工作，则工作技能提高到一定程序就停止了，则他们的生活也就不会再继续有很大的提高。也就是说，他们的生产力静止了。
杨光先生的文章中同样例行公事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时代进行违反事实的陈述。比如他说：
“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农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的学者。梁先生一句“农民处于九天之下”的大实话让毛泽东勃然大怒，毛用极具侮辱性的语言当众斥责这位毫无恶意的学者：“你以为你比杨贵妃还美？其实你比臭大便还要臭，你臭不可闻！”梁先生从此厄运连连，没有救出农民，连自己也跌落到九天之下。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受此惊吓，只好把表述农民问题的专利权交还给党中央，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重新鼓起勇气表达对农民和农村的同情。梁漱溟的时代，执政当局正陶醉于“八亿农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的绝妙感受之中，梁面对一个把自己当作农民再生恩人的政党，面对一个与“朕本农民”的朱元璋一样自封为农民问题专家的..领袖，即便梁先生宅心仁厚、忠诚无二，他却忘记了“圣主之下绝无忠臣”的道理。朱元璋和朱棣的理论是：如果你是忠臣，莫非朕是昏君？所以，在太平盛世，正确的思想只能由领袖亲自来发布，错误的政策也只能由领袖亲自去纠正。”
这个陈述，什么“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就是违反事实的陈述。而历史事实上，新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以往的时代和时期，第一次将计划生育政策提出并大规模实施，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和农民状况好于以往任何时期。而杨光先生的所谓“八亿农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本身也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歪曲陈述，他的知识甚至使他不能够知道在毛泽东时代人口从五亿五千万增加到九亿，全中国却从来没有到达过八亿农民这样一个数字。而这正是文科思维和理工科思维的重要差别。即理工科思维认为，如果要解决社会问题，就必须有严谨的学术态度，首先事实要搞清楚，对社会问题要对症下药。而文科的思维方式则是不顾事实，歪曲事实，甚至连中国的人口情况都不懂就大放厥词，在这种情况下开出的药方是否合用，他本人是否掌握真理，是具有使中国农民生活快速改善的良方，还是只有一些根本是行不通的办法，是很值得怀疑的。
而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农民的生产力会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提高得快速呢？这里有许多原因，但非常重要的几点是：大规模的扫盲，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没有过的，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大规模的新科学技术的使用，还有大量的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下到农村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毛泽东时代承认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以及劳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但是认为这种差别实际上是由人的生产力的差别而制造的。工人生产同样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少，单位时间创造的财富就多，当然随之的福利待遇也就会高。如果不顾所有人的生产力的差别硬要实行完全一样的福利待遇，更属于极左的观点，也是事实上行不通的。福利的基础在于生产力，如果生产不出财富，谈何福利？
而我的一个观点则是，吸收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打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更应当注重他们的生产力的提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增员减效，即用更少的时间工作，用更多的时间学习。现在中国的经济既然已经过剩，就没有必要搞得一些人累得半死，而另一些人找不到工作。
我以为，政府只管人权，不管人的生产力的提高是一种偷懒的行为，这种偷懒的行为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所为，那些国家的政府正是不管生产力，大谈什么是裁判员不是运动员，而其结果必然是穷国愈穷富国愈富，没有一个穷国是因为所谓的人权或者民主而富起来的。
我们的国家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且要积极地介入到生产领域，想尽一切办法组织农民进入现化化的生产行业中去，通过实践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