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设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一职
一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但是，这原来并不是一个职务，只是一个赞誉，或者对邓小平所起到的作用的一个评价。
而本贴子则是建议，索性就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就设立一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一职，并提出具体的设想。
1957年反右的时候，听说过右派曾经建议过成立中国的政治设计院的事情。其实到现在我是很赞成的。所以嘛，我可不是一提到右派就什么都反对的。我认为政治结构确实是可以设计的。
但是，当我们提到设计的时候，就不能够象西方的政治结构那样，按照一种神学的思维来设计，而是完全地按照一种科学的体系来进行设计。其实，并不只是西方现有的政治系统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神学的思维设计的，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神学并存的状态，我们当然是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神学，鼓吹马克思主义科学。科学是更多地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从结构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角度出发进行的考虑，就和一个工程师对于三峡大坝的结构的考虑一样。因此，一提到设计，我们千万不能够让那些文科毕业的，就知道进行煽情表演的臭文人来介入，那会引起无穷的麻烦的，他们是有可能崇洋媚外，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大谈什么沉默权之类的胡言乱语。至少他必须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对中国的社会有详细的研究，能够象毛泽东当年那样花半年时间步行大半个湖南省进行调查研究。
那么，设立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一职后，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职务和其它的已有的职务相比，哪一个权力更大呢？谁能够命令谁呢？我认为当然还是执政的人权力更大，人民代表大会当然是最高权力机构，而国家主席是最高的职务。
而总设计师和国家领导的工作分工是不同的，总设计师是系统的设计者，而国家领导则是系统的使用者。打个比方，就说我们正在使用的这个微软的视窗系统吧，微软的系统设计师是系统的设计者，而我们是使用者。我们怎么使用这个系统为我们服务，视窗系统的设计师是管不着的，他没有权力左右我们怎么使用电脑。而他的设计，每一个新版本的推出，必须得到我们的批准，一定要让我们觉得这个新系统比原来的版本更好用，更方便，效率更高，界面更好，否则的话我们拒绝使用，仍然使用原来的系统。因此，系统设计者是为系统使用者服务的。
而另一方面，系统的设计者又不完全受我们使用者的左右，并不是说他的设计的每一个创意都由我们这些使用者来左右，他在设计的时候当然要广泛征求使用者的意见，却并不是完全听使用者的。而且我们这些使用者对于设计的知识有可能并不太多。比如一个驾驶汽车很好的人，一般并不是一个设计汽车很在行的人，这是分工不同。
新世纪最大的特点，就是由于电子学的不断进展，计算机网络的不断发展，通信手段的不断发展，导致了媒体的日益强大。
而媒体的日益强大，又导致了现任的国家领导人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应付媒体。比如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等党领导人对于媒体是不需要花那么多的精力去应付的，不需要在媒体上频频出现。即使在共和国的头二十几年，电视并没有普及，也就是应付个报纸，或者电影上经常来一个新闻简报。这一点不光是中国，美国也是如此，我认为当年的美国总统华盛顿，林肯，都是不需要花今天的美国总统那样多的精力去应付媒体的。因此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
我觉得媒体的强大导致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领导人，都要花几乎百分之百的精力去应付媒体，去作秀。这个地方发生了洪水，你就必须在这个地方出现，那个地方发生了地震，你又要去那个地方。
另一个特点就是交通工具的强大，使得各国名人之间的来往频度加强，因此各种客人又需要接待，不能够给别人一个傲慢的形象。这和过去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情况也不一样，当年马可波罗来中国，可能就用了几年的时间，皇帝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来自远方的客人，接待一下也不会花许多时间。
这样一来，现在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今天要出席一个大会，明天要接待一个客人，后天要奔赴一个灾区，大后天又要深入一处农村访贫问苦。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做不对，这样做完全是对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做的事情。
但我的意思是，既然国家领导人需要应付的事情更多，就要考虑分工的问题，即必须有一些人不是国家领导人，却能够考虑国家的整个结构的设计和改革的问题。
就拿美国来讲，我觉得现代的美国，总统也是日益白痴化的，小布什决无可能成为象历史上林肯那样的思想家，因为他也要疲于奔命地应付媒体，他的全部目的都在于制造形象，好拉选票，这个人的存在，完全是为的表演的存在，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有大量的时间进行思考。这一点世界各国领导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总设计师一职则不同。总设计师应当是脱离于所有这些事务之外的。如果把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比做一个大型的水力发电站，则专门负责发电站改造工程的设计的人，是不去管电站的日常运作，一些事故的处理的。
而另一方面，总设计师必须对整个系统的所有细节的运行都知道得很清楚的，决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这一点和一般的普通百姓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整个系统中的秘密运行的部分。有人可能这时候会出来指责：政治不是应当公开化吗？怎么还会有秘密的结构呢？其实，任何超大系统的设计，都有秘密的结构的。就说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吧，它也有系统安全的秘密设计。微软说是说公开所有的源代码，但是后来还是只公布了部分源代码，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大家在进入电脑的时候有可能要键入口令，对文件可能要进行加密操作，这个口令的源代码，加密的源代码，就是决不敢公布的，不能够广为人知的。但是系统的改造者必须知道所有的细节。
既然如此，总设计师就必须是一个政治上高度可靠的人。如果总设计师政治上不可靠，就如锁匠同时是一个小偷一样，或者微软的总设计师同时是一个黑客一样，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具体的运行方式是，总设计师有一个设计班子，在对系统进行了详细的设计和改造方案后，要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商量和宣传，并变成具体的提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不满意也可以不通过，责令设计班子重新设计。
而且分工一定要明确，设计者无权使用，使用者无权设计。这一点，我觉得改革开放时期有一些乱哄哄的局面，就是要鼓吹“敢闯”，即一些特区和地方政府一方面自作主张的设计，修改系统，修改了的系统又由自己使用。比如一个国企的改革方案由厂长提出，改革后的系统由厂长使用，这都会带来无穷的弊病。
也就是说，系统的使用者必须忠于系统，严格按系统进行操作。而系统的设计者则只负责设计，就必须完全没有机会使用系统。即使用者没有设计权（向设计者提出建议当然是应当的），设计者没有使用权（对使用者提出使用的辅导也是应当的）。
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而我们建设一个法制社会，政策和策略许多都逐渐体现在法律上，因此政策和策略和法律也都是国家的生命。
我以为，设立总设计师一职，也是一个有人负责的态度，即政策和法律的设计者要从幕后走到幕前，每一项政策的实施，要让大家知道这项政策是由谁来设计的。
我觉得在过去，经常有这种情况，上级突然推出一项政策，由于严重脱离实际，导致下面的人破口大骂，也不知这个政策是哪个混帐东西设计的。而那个设计者的名字，大家是从来不知道的，有可能是某个领导同志的秘书，领导同志非常忙，秘书设计好了对领导花言巧语一说，领导就批准了。因此大家都骂那个领导，但真正的混帐秘书，躲在幕后得意洋洋，反正他不用出名。
因此我建议，各级政府以后制定的所有政策，法律，都要把起草者的名字公布，那个起草者是谁？比如说那个已经废除的《收容遣送条例》历史上是由哪个具体的人设计的，我们现在都是不知道的。而以往的办法是，起草者是秘书，或者设计者是秘书，而秘书则把自己的设计产品赋予某个领导人，搞得好象是那个领导人设计的。如果这件事情闹好了领导者当然有面子，设计了一个好政策嘛。但是如果闹坏了呢？领导者要负责任，要挨本是秘书该挨的骂。
当然，总设计师设计的新的系统，肯定也少不了给别人钻空子的漏洞，微软的系统就有许多黑客进行攻击。因此时常要根据黑客的攻击情况，对于政治系统的漏洞，不断地设计下载补丁程序，不要等到一些黑客已经赚了大便宜，这补丁程序还没有设计出来。
一个系统的总设计师，应当并不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不必在媒体面前频频曝光，可以长期深入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可以用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和思考，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能够写出有深度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