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评价一事再回上穷碧落先生
我倒是相同同意上穷碧落先生的观点，即评价历史上的政治家主要看其主张是否利国利民。但是我更喜欢从评价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来评价一个人。因为，如果一个理论有创新，有突破，发现了前人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思想成果，这个成果可以被后人借鉴，被后人使用，则这个贡献就远比一个一般不犯大错的政治家要强得多了。
上穷碧落先生是认为1957年2月以前的毛泽东是好的，在这之后的毛泽东就不好了。那么，在这之后主要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以为，特别主要的，就是毛泽东逐渐认为苏联已经变修了，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了，已经变坏了。
可以说，毛泽东的当时认为苏联已经变修的看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我甚至可以说，如果毛泽东在1957年以前突然得病死了，他的继任者，未见得会和苏联的关系破裂，很有可能委屈求全地继续认苏联是“老大哥”，当时的人民日报确实是动不动就苏联老大哥的。我觉得，认为苏联已经变修的看法，很可能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看法，只不过他提出已后，其它的领导同意而已。而如果毛泽东在那之前不存在了，其它的领导人可能得不出这个看法。
至少，在表面的模样上，社会运行的方式上，苏联仍然是很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可是毛泽东这一个人就认为苏联已经资本主义复辟。而毛泽东的这个看法，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他后面的行为。
那么，我就要谈谈科学哲学了。英国哲学家波普首次提出“科学和伪科学”的划分问题，他说，“我不关心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因为我明知道科学常常搞错，而占星术士有可能说的对”。
我以为波普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很重要，而波普给出了一个标准，就是说他注意到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他为什么认为爱因斯坦的理论是真科学呢？是因为爱因斯坦用相对论预测，由于引力造成的“光线弯曲”，和地球与太阳处于同一直线上的太阳后面的星星，在地球上是能够看见的。当然，由于太阳的光线很强，白天是看不到太阳周围的星星的，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当日全食的时候。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爱丁岛观测，结果发现，果然本应在太阳后面的应当“看不到”的星星出现在太阳旁边了。
那么波普就评价，爱因斯坦给出这个事实的预测，是非常冒险的。这是因为，根据常识，挡在太阳后面的星星是不应当被看到的，但是爱因斯坦敢做这样的事实的预测，那么，如果万一看不到，他不是很没面子？不是非常出洋相？因此他要冒风险。也就是说，敢于冒风险的理论，是真科学。
而算命先生为什么是伪科学？因为他们不敢冒风险给出一个事实预测。比如中国古代有三个秀才进京赶考，临行前问一个算命先生，考试结果会怎样，这个先生不说话，伸出一个指头。结果，这三个人果然只有一人考中，当回来问算命先生为什么这么准。他回答说伸一个手指，即可以解释为一人考中，也可解释为一齐都考中，也可以解释为一人考不中，也可以解释为一齐都不中。因此，什么样的事实他都能够应付，没有风险，这就是波普认为的伪科学了。
但是后来又有一个叫拉卡托斯的人出来，认为简单的证伪办法仍然是不行的，是否真科学，往往在于做出人们梦想不到的新颖事实的预测。比如牛顿说万有引力，那么，拿苹果往地上扔一万次，也仍然不能够说支持了万有引力，因为这样的事实不新颖。而当用万有引力的理论进行了计算，通过计算发现了行星的扰动，通过这种扰动计算出附近还有别的行星，并计算出那个行星的质量和位置，结果果然在那们位置发生了天王星，后来又发现了海王星和幂王星，这才是牛顿力学被广泛接受的根本原因。
关于毛泽东认为苏联变修一事，我再打个比方吧。
假设有一个医生，有一个小伙子看上去健康活泼，孔武有力。但是这个医生给他检查了以后，大惊失色，认为他有大病在身，弄不好有可能死亡。而其它的医生都不这么看，或者将信将疑，结果后来这个小伙子真的死了呢？就只能够认为那个医生在诊断方面有两把刷子了。
在苏联解体的当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某大学的演讲厅发表了演讲，他说，直到昨天以前，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苏联的解体。但是当时的学者中就有一人非常愤怒，这个学者叫莫伊尼汉，他寄给基辛格一大堆资料，证明他在美国洛杉矶暴乱之后，进行的研究结果，认为苏联很快就会解体。
问题在于，基辛格更不会想到毛泽东，在苏联的模样看上去还好好地特别地象社会主义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苏联的变修，宣布了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
那么，今天的前苏联，是不是资本主义彻底复辟了呢？是不是列宁斯大林被彻底否定了呢？是不是在博物馆一个俄罗斯姑娘眼含泪水向来的客人们介绍可爱的沙皇一家是怎样被万恶的苏联共产党杀害了呢？是这样的。这件事情被毛泽东预测到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有人在下面直犯嘀咕：“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扯淡的事儿！都是对党忠诚的好干部嘛。”
也就是说，当苏联看上去还非常强大的时候，毛泽东预测了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点美国那么聪明的学者基辛格就没有想到，甚至大部分美国学者也想不到，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想不到。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苏联的整个社会制度，如果按正常的情况发展下去，就一定会资本主义复辟。那么，怎样防止被和平演变，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的鲜血白流，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当然，一个好的医生，就说现在世界上顶尖的医生吧，也未见得就能够治得好任何病。实际上现在怎样治非典也都没有特别成熟的技术。因此，一个好的医生，也完全可能手术失败的，也完全可能治疗方案不理想的。
问题就在于，当他已经知道病人身患重病的时候，是尽量想办法尝试一下呢？还是一点都不尝试，听任疾病在病人身上发展？这个课题，即怎样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课题，难道是伪课题吗？是不值得研究的课题吗？是不需要动用大量的研究生来进行研究的课题吗？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反修防修，试图给人民以更大的自由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的效果不理想。但是有这种尝试，比没有这种尝试，我看还是要好一些的。
正如一个人得了恶性脑瘤，或者动一个大手术，当然，手术的危险很大，病人经历手术也就是经历痛苦，有许多正常的脑细胞也可能受损，有可能失败，有可能手术不理想，或者听任发展，保守疗法，哪种方案更好呢？我觉得积极探索一下还是值得的。
政治家是有许多，但是，象科学家一样的政治家，在我看来是少而又少，特别是能够作出那么多准确预测的科学家。
毛泽东这一生中作出的预测，都是当时的人梦想不到的预测。比如当毛泽东撤离延安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就问毛泽东，到今天这个地步（美国记者是认为毛泽东快完蛋了）有什么感想，毛泽东说五年以后在北京迎接他。这一点当时的斯大林都不相信。斯大林在1949年就说，我们当时以为共产党是没有能力和蒋介石抗衡的，但是现在看来我们错了。
因此，无论从波普的观点还是从拉卡托斯的观点，都可以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真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