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公安六条》是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划分的一个最宽松底线
本贴子评论思闻先生写的《“晚年错误”的教训》。在这篇文章中，思闻先生首先说的故事，是当年在陕北，有农民说雷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结果毛泽东通过这件事情反省，纠正错误。然后说的故事，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公安六条》思闻先生引用了其中的他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这个公安六条中的这一条，是被海外民运，各反革命分子骂了多年的，也成为毛泽东搞“个人独裁”的一个所谓“铁证”。思闻当然认为是毛泽东的错误。而本贴子打算为《公安六条》进行辩护，认为公安六条算不得什么大的错误。
说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那是一回事。而文革发动起来之后，仍然要防止帝国主义反动派钻空子，则是另一回事。正如，如果一个医生错误地给病人动了手术，那么动手术这件事情是错误的。但是，当手术已经进行了，正在进行中，则采取一些措施防止病情恶化，保护病人的身体，则是另一回事。比如努力止血，防止血压降低，等等措施。这个概念是要搞清楚的。
在文革中，群众发动起来了，也有相当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各派组织和红卫兵也都能够印刷自己的报纸，能够随意地贴大字报。但是，这个自由仍然不是给所有人的。至少是不能够给已经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和给那些被打倒的地主阶级的。正如法国大革命再自由，贵族也还是要上断头台的，相比法国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要宽松得多了。
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况，就是文革能够自由到这种程度，能够让蒋介石秘密地派自己的代言人来到大陆，公开打出旗帜攻击毛泽东，大骂毛泽东，能够让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公开大骂农民抢他们的土地，这在台湾当时枪毙所有的共产党员的情况下，当然是不允许的。
也就是说，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划分上，仍然要作出一个努力，定出一个底线。
正如现在，对于非典尚没有什么好的快速诊断办法，因此规定所有发烧的人都不允许旅行，这个规定从表面上看也是相当无理的，却保证了整个社会的安全。
我已经说过，如果不允许反对毛泽东（指的是敌对的反对，蒋介石的那种反对）却可以打倒任何人，反对任何人，对于当时的所有的人民群众来说，是自由的。凡事引用毛泽东思想不会影响任何观点的发表。我还指出这个论坛上的思闻就是一个例子，说明大量引用毛泽东语录也能够宣传右派的观点。而这种作法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早就在使用，既然如此在事实上人们就可以发表任何观点了。比如，领导让我干活说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我可以反驳说“造反有理”，各派各方都能够从毛泽东的语录中找到根据。
还是来分析第二条的这个语法：“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请注意其中写的是“攻击污蔑”，也就是说，“攻击污蔑”是不行的，但并不是表示批评不行，批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并不在违反公安六条之列。这在当年蒋介石日思夜想反攻大陆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的情况下，作这样的严厉的规定是合乎常理的。
而今天台湾当局已经基本放弃反攻大陆的政策，越南战争也停止多年，中美关系也不象当年那样紧张，因此阶级斗争就不象当年那样尖锐，因此相应的规定就要宽松一些。但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正如非典疫情紧张，和虽然不太紧张，但仍有危险的状况是类似的。比如强国论坛上的管理仍然要对某些言论进行限制，也不能够随意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污蔑”。
实际上，在美国都是如此，对小布什“批评”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人在酒馆里说“烧死布什”，也是要被捕的。这是去年发生的事实。这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是对称的。这说明在美国也是“批评”（在美国这个词叫反对）可以，而“攻击污蔑”也是不行的。而关于这一点我国现在倒要比美国宽松。如果你在一个酒馆里说烧死某国家领导人，我认为公安根本就不管，没有听说过因为这个被捕的事情。
而在当年的文革中，对毛泽东的政策进行批评是事实存在的。
我就说一个李庆霖的例子。李庆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毛泽东呢？因为他觉得这是毛泽东的错误，其它的人解决不了。他就抱怨说，他的儿子下乡，家里生活困难，因此，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政策的批评。但是，我也觉得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上山下乡是由于日益迫近的核战争的危险而造成的。当时的中国的局面正和现在的北朝鲜的局面是一样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认为中国有了核武器不得了，在考虑各种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方案。这一点我已经指出过。
另一方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我以为李庆霖的这个批评意见也是成问题的，就你的儿子娇气？人家的儿子下乡之后都能够混，就你的儿子混不下去？大家都是人，城里人也是人，农民也是人，农民都能够生存的地方，你儿子凭什么就高人一等，就不能够生存？我现在也这么认为。我觉得一个人既然认识到中国的农村那么落后，就下决心和农民同甘苦共患难，改变农村的面貌，待核战争的危险过去，再入城不迟。
但是毛泽东就不是这么认为的，他的回信中，首先是寄上三百元，希望能够暂时解决李家的困难。然后说（原文我记不清，但大致是这个意思，我敢保证思闻知道全文也不愿意转载和评价，因为这对丑化毛泽东不利），此事全国甚多，容统筹解决。这话是文言文的味儿，也是因为李庆霖是一个小学教员，毛泽东的文风和他写信的对象是有关系的。而用白话说，就是这样的事情（指知识青年由于避免核战争而上山下乡导致生活困难）全国是有很多的，我求求你让我能够统一安排一下解决此事。我以为，毛泽东的这种说话完全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公仆的位置，人民勤务员的位置。
毛泽东把这个信件下发全党全国人民，为什么？因为一个人要管理全国八亿多人口，是需要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够贯彻毛泽东思想，希望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够象他那样来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也是给全国人民一个信息，即给他毛泽东寄批评意见的信件，是不会被当作反革命信件的。当时遍布全国的群众信访办公室，就是为的解决群众的意见，当然是批评意见的，信访办公室完全是毛泽东时代发明的东西。蒋介石有没有信访办公室这种东西？肯定是没有的。
因此，我最后认为，思闻说的这个证据，其实不成其为证据，不算毛泽东的错误。如果不这样规定还怎么规定？难道公开规定“对毛泽东可以任意造谣攻击”？让蒋介石的势力在大陆到处贴标语“打倒毛泽东”？这在革命刚刚经过十七年，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还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据说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这一辈子，主要就是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另一件就是这个文化大革命，他也说过这后一件事情，有不少人的看法不同，或者说相当地负面。
那么，也就是说，毛泽东能够亲耳听到别人对文革的负面的看法，也并不是说一听到这种看法，就定义别人是反革命。否则的话，他怎么知道的？就算是别人告黑状，他也没有一听到这个“黑状”就立即认为是反革命案件要立案侦查，而是发表上面的话。
也就是说，“批评”和“攻击污蔑”，是两回事。专门把毛泽东这个名字拿出来，是因为毛泽东是一个象征。正如在二战期间，怎样识别敌我呢？如果有人喊打倒斯大林，希特勒万岁，则这个人是法西斯，是敌人，如果有人喊打倒希特勒，斯大林万岁，则他是友方。但严格说来，攻击污蔑任何人，甚至包括林彪四人帮，也是不对的。说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是实事求是的描述，因此也不是攻击污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