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公安六条问题再回思闻先生
先回答思闻先生的这个质疑：“为什么不主张《公安六条》直接规定“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却主张除一二个人以外，所有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等等，都可进行“敌对的反对，蒋介石的那种反对”呢？”
首先要说明，公安六条中唯一不合适的，是把林彪加进去了，而这也是十年文革中的前几年的事情，林彪集团一倒台，1971年之后，这个错误就纠正了，那之后的《公安六条》就没有林彪了。
然后再解释，为什么只有毛泽东一人不能反，其它人都能够反却是对头的。
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可以说谁是敌人，谁是同志，谁属于敌我矛盾，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是不清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就承认了这个不清楚。
也就是说，除了毛泽东一人之外，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敌人。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目的，是希望能够在中国提前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大家知道，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是吹捧斯大林最厉害的一个人，把斯大林称作慈父。但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就来了一个苏共秘密报告，大骂斯大林。后来在改革开放之后我还听了另一个故事，就是当赫鲁晓夫作报告的时候，下面有人递上来一张纸条，质疑赫鲁晓夫为什么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不反对他？赫鲁晓夫厉声问到：“是谁写的？”没有人敢吭声，于是赫鲁晓夫就微笑着说这就是那个原因。但是我认为赫鲁晓夫的说法是有矛盾的，你不敢反对斯大林倒没有所谓，但是你比当时的任何人都吹斯大林吹得厉害，借这个机会往上爬，人格却是有问题的。
那么，在运动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内的各级领导干部中，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不清楚的。那么，敌人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呢？当然是客观存在的。就逻辑的判断，既然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客观存在着思想上反对斯大林，却在表面上高呼斯大林万岁的赫鲁晓夫。则在毛泽东时代也一定客观存在着思想上反对毛泽东，却在表面上拼命吹捧毛泽东的人。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一定就不是阶级敌人，就一定不是和人民之间形成敌我矛盾了呢？因为，如果毛泽东已经是阶级敌人，是和中国人民形成敌我矛盾的，则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已经复辟，劳动人民就已经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毛泽东就一定会站在人民，尤其是穷人的对立面，发展一个富人阶级，或者一个特权阶级，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时候再发动什么文化大革命也根本就没有意义了。
实际上，毛泽东一人肯定不是内奸，但是其它的所有领导人都有可能是内奸，这件事情是好理解的。实际上不光国内，美国和蒋介石那边，也是认毛泽东是大坏蛋的。
我就拿伊拉克来举例子，拿萨达姆和毛泽东比较吧（左派一定不高兴，会认为什么萨达姆怎么能够和毛泽东比较，但我是不在乎这些的，我不是左派，我脑子里没有这些框框），在美国攻伊战争的前夕，萨达姆手下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有没有内奸？肯定是有内奸的。谁是内奸？这就不清楚了，到现在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萨达姆本人一定不是内奸，因为美国人就认萨达姆是敌人，只要萨达姆下台就算数，甚至小布什在攻伊战争前要萨达姆离开伊拉克，意思也就是说，萨达姆一离开伊拉克，其它的人什么人掌权都算数。
而文革期间，蒋介石反攻大陆认为毛泽东是敌人，苏联看中国党不听话也认为毛泽东是敌人，美国也认为毛泽东是敌人，因此毛泽东本人是不可能是内奸的，除非弱智，否则不可能不得出这个结论。当然，如果思闻先生硬要坚持弱智，我也没有办法。
而除毛泽东外，毛泽东手下的任何高级干部，都有可能是内奸，都有可能和人民是敌我矛盾的关系。事实上“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是客观存在的，林彪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四人帮也爬到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
也就是说，在美攻伊战争前，萨达姆一个人肯定不是内奸，但是他手下的所有人，都有可能是内奸。这个判断是不是正确的？肯定是正确的。
在圣经的故事中，圣徒中出了叛徒，则除了耶稣不是叛徒，他不可能自己出卖自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其它的一些门徒都有可能是叛徒，但是识别出来，却不容易。
因此，在文革中，反对毛泽东，我指的是敌对的反，而不是批评，我上贴已经指出过批评是客观存在的，即李庆霖的信，这个信下发给全党全国人民知道，就是表示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毛泽东提意见。我认为，敌对的反对毛泽东，公然地敌对地反，当然就是和人民构成敌我矛盾。
而对毛泽东以下的各级干部的反，一方面有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即人民还是认为这个干部是好人，但是有缺点，可以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就是有敌我矛盾的反，即人民认为这个领导干部实际上是敌人，是立场站到蒋介石或者美帝国主义或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边去了。
讲到这里我已经讲清楚了为什么说公安六条是一个非常宽松的底线，人民其实是自由的。再概括一下，毛泽东和人民的矛盾，永远是人民内部矛盾，否则的话资本主义早就在毛泽东手里复辟了。而毛泽东手下的任何领导干部，都有可能和人民构成敌我矛盾。因此，公安六条规定毛泽东一人不能被攻击污蔑（但提意见可以），专门强调这一点，并无错误，只是给出一个最大的怀疑范围。
那么，怀疑一切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怀疑一切是马克思这一生的名言。但是打倒一切就不对了，在文革中，毛泽东所控制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即敌我矛盾不超过百分之五。实际上在文革中真正后来下狱的干部也就是不超过百分之五。因此也不是打倒一切。
或者拿伊拉克作例子，在美攻伊之前，如果伊拉克有一个清查美国的内奸的活动，则侦察机构可以侦察和怀疑除萨达姆之外的任何高官，但必须把萨达姆除外。如果侦察起萨达姆是不是内奸，将自相矛盾，或者实施侦察的人倒有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了。
那么，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干部中，是不是存在着和人民的关系是敌我矛盾的人呢？我认为是存在的，林彪就是一个，他是具体实施五七一政变计划的，是准备杀了毛泽东的。而四人帮也被证明是和人民之间是敌我矛盾的关系。而后来则有，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后来也被证明和人民之间是敌我矛盾的关系。再后来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等等。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确实是不断地存在和冒出与人民的实质是敌我矛盾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实际上，我以为，在否定文革之后，在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后，中国共产党还开展了好一阵的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就成了一个没有理论基础的工作。既然要清理三种人，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存在着三种人的理论根据是什么？难道不是阶级斗争？既然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呢？因此就被老干部简单而抽象地称作“坏人”，我们回到了幼儿园的“小白兔与大灰狼”的时代，把人划分成象哄小孩的故事片中的“好人”和“坏人”。这就是否定了阶级斗争，又要被迫干阶级斗争的事儿的尴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存在了。
总之，在怎样反修防修，避免重蹈苏联覆辙这个课题上，毛泽东没有解决，到现在也没有识别敌我的好办法，确实有可能敌人反而占了上风，自己人反而受委屈被打成了阶级敌人。正如到现在也没有识别非典的快速办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