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公安六条》问题三回思闻先生
思闻先生给了我三个人，周恩来，焦裕禄，雷锋，问我他们是不是好人，是不是敌人，我的回答，他们当然不是敌人，而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那么，我的这个结论，是调查之前，还是调查之后呢？是实践检验之前，还是之后呢？当然是之后。
好象思闻先生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似的，因此他就对除毛泽东一人之外，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敌人这个道理不明白。许多人就是不明白这个“可能”二字，也经常在引用我的观点的时候，把“可能”这两个字给去掉。也就是说，敌人一定占极少数，而在调查之前，侦查之前，任何人都可能是敌人，当然，也就是说可能不是敌人。而且可能不是敌人的概率，要远大于可能是敌人的概率。
我们对任何事物，任何人的认识，都有一个调查前和调查后，有一个认识和不认识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让一些人来家里作客，但是如果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就可能要把他锁在门外，虽然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能不是坏人，但我们不知道，所以要防着点。
因此，思闻先生并没有对我上一贴的观点进行有效的逻辑上的批评。我举的萨达姆的例子就很好，就是说萨达姆手下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是美军的奸细，甚至他的贴身保镖也是如此，事实上他最后也是被奸细出卖的，奸细是客观存在的。但仍然可以认为萨达姆手下的大部分人都不是美军的奸细。但是萨达姆本人，一定不是美军的奸细，在调查的时候可以事先把他排除。萨达姆本人无可能向美军通风报信让美军杀了他两个儿子，让美军能够在斩首行动时一举把他给杀了，因为美军要对付的就是萨达姆。
此外，思闻先生花那么多精力去翻我以前写的贴子进行“引用”我当然高兴，能够浪费一个人的时间是我最大的快乐。思闻先生认为我在欺骗，在诡辩，认为我这个人不怎么样，道德上很差，是个坏人，也无所谓，但和我们的课题不一定有关。问题在于我的签名档，思闻注意到没有？就是说任何人可以任意拷贝我的观点，可以使用我的观点。当然不是所有观点。那么，假如这论坛上来了另一个网友，以前从来就没有发过任何贴子，不用我的原话，而是用我的胡言乱语的办法给出对《公安六条》的基本上同样的办法的辩护，甚至逻辑上更严密，你怎么对付他？如果你继续引用我的语录，他可以对你说：“不要和我提数学这个人，我和他不一样，我并不是同意他的所有观点。”那你怎么办？
我来上网纯属娱乐，说的任何话都可以说是讲着玩的，胡言乱语，一会儿左派一会儿右派，一会儿马克思主义一会儿新自由主义，但是一个人胡言乱语的任何一种说法，如果被一个严肃的人拿去引用了呢？如果你要批判他，那么证明我是一个“坏人”的办法显然是无效的。打个比方，两个人下棋，我在旁边胡言乱语地支招，当然我的棋术一定是狗屁不通。但是我胡言乱语，一会儿说出马，一会儿说架炮，一会儿劝一方把自己的车送给对方吃，说的话都是自相矛盾，但是，也有机会，有一步好棋就给我说中了。从这个角度讲，想证明我的说法前后矛盾，互不一致，却不能够具体驳倒一种辩护办法的逻辑关系。
而我在和思闻进行辩论的时候，当然也可以修改我的看法，还是以毛泽东说过的话为准。
毛泽东是说过全国大部分政权都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但是我后面加上的一句并不是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因此是我加错了，即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并不等于掌握在修正主义者手里。但是我的错并不等于是毛泽东的错。我的话肯定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但不影响我们争论我们关键的观点，即我认为公安六条无可非议的观点。
比如，当年的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但是巴黎公社的政权，就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但仍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也就是说，政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其危险就是有可能政权或者垮台，或者失败，或者被和平演变，却并不能够推出政权被敌人掌握着。仍然可能是人民内部矛盾。
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等于说就是坏人。这个论坛上绝大多数网友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我，甚至绝大多数网友都“不是真懂马列。但我这个说法并不等价于认为绝大多数网友都是敌人。能够到达敌我矛盾的永远是极少数。
另一方面，政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是说一把手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绝大多数的干部仍然是好的，是因为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是一把手，而是各种副职和公务员占了优势。
但是，敌我矛盾的人是客观存在的，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的人也是存在的，但是在调查前，我们不知道，毛泽东也不知道，或者，毛泽东也会犯错误，也会受蒙蔽，也有可能在各种欺骗下以为好人是坏人坏人是好人。正如一个计算机专家也有可能误认为有病毒的程序是没有病毒，而没有病毒的程序有病毒。我已经说过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课题到今天也没有解决。
斯大林就在努力地判别谁是敌人，谁是奸细的问题，但是他就判别不出来，就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叛徒，是在他活着的时候管他叫“慈父”，死了以后立即破口大骂的人。斯大林的办法就是用特务侦察的手段来判定谁是敌人，结果也是制造了冤假错案。
而毛泽东总结了斯大林的教训，就不用特务的办法，而是把所有的干部都交给群众，让群众决定。但是我的观点，效果的确也不理想，群众也是照样受蒙蔽的，也会上当，也会误把好人当坏人。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失败的。失败的实践，当然也就是错误的。但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那个课题，却是仍然存在的。
因此，如何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防止野心家阴谋家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是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的课题。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而是科学，因此永远都有暂时没有解决的和回答不了的问题。
但是说到这里，我对于《公安六条》的辩护的基本逻辑，还是清楚的，思闻先生还是没有能够在逻辑上驳倒我。说我的思维是诡辩，是欺骗，都可以，但是，要揭露我的真面目，那还就得针对着我的观点来，而且和我的其它观点无关。
而且不能够搞歪曲。比如，我说过许多种“可能”，都被曲解成“一定”。可能就是可能，比如公安抓了一个人，在我获得进一步的信息之前，这个人可能是嫖客，可能是杀人犯，可能是小偷，也可能是公安腐败公安枉法迫害好人。“可能”这个词是不能被驳倒的，即使后来的进一步信息去除了一些可能性，但是在进一步信息获得之前，“可能”仍然存在。在信息论中就是有验前信息和验后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