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当就合作化问题再作一些试验

2004-01-30 10:53:34

我认为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当就合作化问题再作一些试验

注意到这个论坛上的关于南街村啊,关于小岗村的争论。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这两个村的资料,但总的感觉,都还是觉得材料不够,信息不够。而在材料不够信息不够的情况下,就算是有好几派提出不同的意见,争来争去,其实都违反毛泽东思想。在材料不够的情况下无论是攻击南街村,还是捍卫南街村,是攻击小岗村还是捍卫小岗村,都是在那里脱离实际的空谈。

因此我向来主张搞社会科学的人理工科化一些,更多地以试验的态度来研究一些问题。我是强烈建议社会科学的人更多地学一些数学,尤其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并不只是考试通过才算数,而是一定要反复地研究,一定要把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本原理在心中搞得清清楚楚的,明明亮亮的,然后用严格的成熟的数理统计办法来研究社会问题。关于这一点,其实我对于毛泽东时代也是不满意的,我对于毛泽东本人的数学不是很好,也是不大满意的。

还是先说数理统计问题。比如说农业学家要试验两种,或者三种耕种方法,比如说三种肥料的效果,是怎样做试验的呢?是不是弄三块地种一下就行了呢?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是样本还是太少。通常的办法,是弄上九块地或者十几块地,而且最好南方也有北方也有,山地也有平原也有,各种气象条件的都有,然后分成三种,每一种地用一种肥料做试验。

而试验的结果,即单产,一定有相当的随机性,因为粮食的产量和天气啊自然灾害啊虫害啊各种因素都有关系,所以要有一定数量的样本。然后将这些样本按照数理统计科学严格地进行多因素的方差检验,得出结论,是有明显差异呢?还是差异不明显?然后根据这个试验的统计结果来作决策,究竟推广哪一种肥料。

再比如说,有一种营养药声称能够延长人的寿命。那么也是将人群分成几组,有的组服药有的组不服药,最后一直要试验到他们都死了,记录下他们的寿命。当然,其实这些人最后的死因各不相同,天灾人祸各有原因,但是也还是可以看出,服了那种营养药的,和没有服的,寿命之间有没有明显差异?这些办法在当代的数理统计中都是相当成熟的东西。

那么,讲到南街村,讲到小岗村,就有不少观点,有认为单干好的,有认为合作化好的,有的人认为南街村剥削所以要受谴责,或者集体剥削要比单个人剥削更差劲。而小岗村呢?我在网上查的一些资料,都是觉得统计的办法是相当不科学的,数据都无法相信。什么没有包干前产粮十万斤,包干之后当年产粮就十五万斤。那么,实际上农业生产的方差也还是很大的,比如产粮十万斤的时候是不是有天灾?就前几年的旱灾在湖北地区还有颗粒无收的呢!或者产粮十五万斤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地风调雨顺?也就是说,如果单单一个样本,有可能农业产量在十万斤和十五万斤之间浮动都叫“无明显差异”呢?这要看样本的统计方差究竟有多大。实际上一个样本根本就无法得出结论。

不说别的,我就是想统计一下小岗村的人均都很困难。因为网上的资料,一会儿说小岗村搞大包干的时候总共十八户人家,一会儿又说小岗村生产队有三百多人,那么十八户人家怎么会有三百七十多人呢?而后来又看到说是小岗村后来和另一个村又合并了,那合并的村子又有多大呢?这些都不知道。而且听说还有为迎合中央一些人的观点而专门凑数据的。

因此,如果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我就不去查马克思列宁的书,我也不去把毛泽东的结论当圣经,我也不在一开始就主观地认为单干一定不好合作化就一定是方向,我也不一开始就非要认定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我可以申请巨大一笔课研经费,在全国各地找那么十个村子,其中五个搞各种形式的合作化,另外五个就干脆按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甚至进行私有化试点。问题是我在进行这种试验的时候头脑中一定不要有什么先入为主的观点,既要忘掉南街村,也要忘掉小岗村,试验结果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无明显差异就是无明显差异,有差异,那差异是有利于单干,我就在全国推广单干,就认为合作化行不通。如果那差异确实是有利于合作化,我就在全国进行进一步的试点,向农民宣传,由农民自愿地搞合作化。

我那一大笔课研经费有相当一部分,是用在,如果某一个因素的一些村子,因为我这个试验搞穷了,我的这部分是要赔偿他们的损失的,属于试验的报酬。

象改革开放,深圳这么大块地方都可以拿出来试验,在全国找一些村子做试验这个代价其实用在探索真理方面,也不算太大。大家经过试验明白了,无论是明白了合作化就是好,还是单干就是好合作化行不通,都好歹是一个试验的结果。

我觉得左派和右派都不应当反对这样的试验。

单单一个小岗村说明不了单干就一定好,单单一个南街村也不能够说明合作化就一定好。只有一定数量的样本,比如说村子的数目一定有十个以上,而且从南到北都有,这样的试验才有说服力。

讲老实话,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试验,无论是改革开放的,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那做试验的人都太受舆论左右了,由此而搞一些假数据。比如在毛泽东时代合作化占主流的时候,那社会科学家就努力地去收集有利于合作化的数据,对于不利的数据就尽量地造假,隐藏。而在改革开放时代大包干是主流的时候,社会科学家就努力去收集有利于大包干的数据,那不利于大包干的数据,集体化仍然成功的例子,就努力地视而不见了。这些搞社会科学的人就知道拍马屁看上面的眼色行事,就不知道非常客观地做试验,或者不是钻故纸堆就是崇洋迷外,弄到最后就是自己骗自己。

如果不去做这样的试验,就知道在论坛上打嘴仗,永远也打不出什么名堂,最后搞到信息反复进行,大家车轱辘话来回说,也实在是太没意思了。

需要永远记住的仍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然,我这么一建议相信有一些右派又会提什么在中国大陆搞什么民主人权的试验。其实现在中国的大地上那种试验也是有的,我们即有香港的样本,也有澳门的样本,还有台湾的样本,就一个中国,样本都全了。我是同意,不先入为主,最后试验成功哪个样本就推广哪个样本。台湾不是在搞什么大选么?继续搞下去好了,就要看看搞成什么样子,但统计数据一定要客观,不应当玩文字游戏明明失败了效果不怎么样非要打肿脸充胖子。我们可以比较台湾的,香港的,大陆的腐败情况的变化,设法找到一种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腐败情况的测量或者统计标准,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更腐败,单凭造谣污蔑的文章是不行的,要有完全严格的数理统计的报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