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思闻：你还是没有能够说得出我很生气的理由
思闻先生说我看到他的签名档很生气，这当然属于一种理工科的预测。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坐在计算机前的我的表情，所以才有这个预测。但是，预测是要有理由的。很有可能，我的确是看到了这张照片气得暴跳如雷，但是，理由是什么呢？
不妨假设我是最坏的坏蛋，干脆就假设我是希特勒好了。那么，希特勒是希望毁灭全人类的，当然是所有的人统统死光才好。即使不死光，活得越惨越好。既然如此，如果我是希特勒，当然是希望看到悲惨照片的，看到一个人穿得很糟，我会哈哈大笑的，因为那可能就是我的目的，否则我怎么可能是坏蛋呢？
所以说，思闻先生应当从逻辑上指出，为什么我会在看到一个人穿得破破烂烂，身上别着几个毛主席像章，就会气得暴跳如雷呢？预测行为是对的，但是预测完后，如果你要想让别人相信你的预测，就必须寻找理由支持它。其实，我的确很喜欢思闻的这个签名档，所以才要搞一个激将法让他把这张照片留住，这张照片特别适合思闻先生。
此外，再将李晓斌的这段话照录在这儿：“这幅照片拍摄于1977年11月。我是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路上与“上访者”相遇的。当这个形象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突然映入我的眼帘时，我立刻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和紧张，只觉得胸口和太阳穴咚咚直跳，手在微微颤抖。我赶快把车骑到他前面约50米处，站在一棵大树后，准备好相机。一俟他进入取景框，我连续按了三次快门。当时我使用的是海鸥DF相机，光圈开到最大一档，曝光时间1/125秒。相机上配的是向别人借来的莱卡150mm镜头，经改制卡口适用于海鸥相机。相机里装的ISO 64柯达彩色反转片是朋友的馈赠。第三张拍完，我骑上车掉头就跑。因为我已察觉到附近的行人对我拍这种形象流露出不理解的眼光。当时若因此被没收相机或强迫将胶卷曝光，是算不上奇闻的。我一边骑车，一边回头看有没有人跟着。为防止意外，我绕了一大圈，确信平安无事，才回到就离拍摄地点不远的家里。冲胶卷时，我也顾虑重重。找私人冲，怕效果不好；送出去冲，又怕冲出来后被没收。犹豫再三，只好先藏起来。直到1978年2月，我才把它送到中国图片社冲洗。取卷时，我非常紧张，甚至事先就设想了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取到了照片。当时有朋友预言《上访者》能在20年后发表就算不错，但是9年后这幅作品就得以公开发表。”
我是觉得李晓斌的这段话是成问题的。如果真象思闻先生所说的，事先他就和那个人谈好了，也知道他是上访者才拍的，那么，我给李晓斌编一段历史就是这样的：
“1977年11月，因为我特别关心那些上访者，因此在大街上遇到了这么一位穿着破烂，却戴着毛主席像章的人，和他交谈了起来，交谈到最后，我对他说，我给你拍张照如何？他同意了，于是我就给他拍了这张象。这个人来京上访，是因为怎么怎么一档子事，他是哪儿人，是怎样到北京的。”
如果李晓斌这么说，我倒反而挑出来太多的漏。
请思闻注意的是，李晓斌的海鸥牌DF相机，我是用过的。是这样，这种相机装上胶卷后，是不象现在的傻瓜相机，拍了以后里面有一个小马达自动卷到下一张的，而是要用手拧，拧的时候要看着反面的一个小孔，一旦出现了胶卷反面的一个号码，就停止拧了，然后再拍，而拍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自动对焦技术的，是你要手动地旋转镜头来对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抢拍，聚焦是不大可能对得这么好的。
正因为李晓斌是有上面的自述，因此思闻先生给他编的其它故事也就无效，否则他为什么不会自己说，我已经跟了他好几天了？如果已经跟了好几天，也就不大会心跳得很厉害这样的事情。
而且，我已经说了，中国人民鲜有穿得这么破的，因此李晓斌才会心跳，因为总算发现了猎物，好不容易发现了。但是既然鲜有，李晓斌又觉得他值得同情，帮他一下忙，给他买一件好一些的棉袄，对于他这个高干子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如果说，一个大灾难，比如记者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灾民，他一个人之力无法帮忙，当然能够拍镜头揭露也是好的。但是千万分之一的人这样，就那么一个人，帮助起来就容易了。为什么不帮助？
李晓斌说那个年代害怕有人把他的胶卷曝光什么的。我觉得现在才会。这一点我是夸现代社会的。比如说，你拿个相机在大街上，不经人家同意就拍照，这在现在属于违法行为，人家当然有权要求你把相机里的胶卷曝光的。因为偷拍而被告上法庭的事件现在是层出不穷的。
最后还是请思闻先生谈谈，这张照片究竟揭露了什么“社会黑暗”了？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我觉得这张照片的唯一价值，就是给思闻先生做签名档，再合适不过了。既然你贴了这张照片，不妨向大家介绍一下，你对这张照片的艺术性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是不大懂艺术的，因此，你能够在这方面教教我也行。
思闻先生搬出人民日报之类的词儿吓唬人是无效的，我这个人写的东西，未见得和人民日报或者和上面的大头非要意见一致不可。甚至也可以不妨和成千上万的人不一致，我也不大在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