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觉得思闻这个人原创文章是不行的，因此，也就只有转载还行。本贴子就评评汪忠列的这个有关三农的文章。
我看完后的感觉就是，中国的文人过于脱离实际。讲到三农问题，我们当然讲的是现在，也就是二千年以后的三农问题，而不是老早的事情，比如说秦朝或者汉朝的三农问题。可是这个汪忠列先生就有这个本事，明明是现在的问题，他要回顾历史，一直回顾到新中国成立，给我们讲了一通历史故事，这就离题太远了。那个意思好象是，中国现在的三农问题，是当年集体化造成的，或者是文革造成的，或者是八十年代末的所谓政治风波造成的，然后再提现在的。我不明白扯那么远干什么？你要解决现在的问题就说现在，不要扯老远。
不不不，思闻插嘴说到，因为现在的三农问题和历史有关系，如果不是历史，现在也就不会有三农问题。
那么好吧，就算这么讲有理。但是，为什么要从新中国开始“讲故事”？讲故事是中国文人们最拿手的把戏，选择的任何故事，能够给你产生任何印象。
那么，我也可以从抗日战争开始讲故事啊，我可以认为中国现在的三农问题都是因为日本鬼子侵略造成的，因此向日本政府索赔。
我也可以从清朝开始讲故事，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实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造成的，当然也是清朝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如果清朝政府及时变法成功，中国早就进入资本主义，早日成为发达国家，那么到了2006年的今天，也就不会有什么三农问题。
我还可以从秦朝开始讲故事，说都怪秦始皇，要不是他搞专制，早日搞资本主义，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进入资本主义，那么今天的三农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但是，我们扯来扯去，按理工科思维，不就是要研究的是现在应当怎么做吗？在这一点上，扯历史扯到老远有什么用？把任何现实的社会毛病，怪到历史上的某一件事情，有用处吗？不脱离实际吗？
想象一下吧，如果美国经济在今年，2006年发生问题，结果有美国学者写论文认为，美国今天的问题，是当年林肯打了南北战争造成的，这是不是离题万里了呢？当然，如果南北战争不打，或者打的结局不同，历史上的事情会一直影响到现在，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要针对现在吗？
好吧，虽然我发了这一通议论，还是来看汪忠列先生有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吧。
汪先生首先肯定了土地改革，但是立即对共产党全面实行合作化感到遗憾，他说：“然而，随之而来的集体化运动，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快速演变，破坏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和劳动自主权。再经过社教运动（1963-1965）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政治教育运动之后，农村人口大规模增长，农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中国三农困境已经大致形成。”
我感兴趣的这一大堆话中，有这样一句：“农村人口大规模增长”。好啊，说得很好。那么请汪忠列先生看一看我的中国两千年人口变化图吧，这正是支持你这句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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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看出，中国两千多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从未实行过大规模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从来就没有过象新中国这么迅速的人口暴增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生存条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明显改善。而生存条件的改善，一定是和充足的食物供应有关系的。
就人的生物性而言，是和其它的任何动物都有共性的。比如说一个养猪场，如果猪的存栏数大幅度增长，那必然表示猪饲料的供应大幅度增长。如果一种野生动物，如大熊猫，数量急剧上升，必然是大熊猫的生存条件改善，而且有充足的食物供应。
我画的这条曲线可不是我乱编故事，人口曲线这种东西是极为牢固无法摧毁的，是和任何学术派别无关的东西。
因此，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条件下，农村人口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增长，只能够认为农村的食物供应的改善，是过去两千年所没有发生过的。而且，绝大多数供应农村的食物，都是中国农民自己生产出来的，并不是象某些亚洲国家是由大规模的粮食进口造成的，那么也就说明了中国农民在这期间提供的粮食数量，食物数量，是过去两千年没有过的。
当然，你可以认为农民依然贫困，但是贫困也有贫困的程度，贫困的定义，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至少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两千多年，农民是更加贫困的。
而再往后呢，汪忠列先生继续讲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的三农问题得到转机。既然如此，问题已经解决了吧？就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不会有问题了吧？
可是，汪忠列先生又讲到，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当然意指那个政治风波又影响到了农民。而后来邓小平南巡讲话，结果又出现转机。再后来呢？
汪忠列先生讲到：“但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逐渐感到财力不足，为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全面推行分税制改革（国税与地税分开，中央与地方在税收分成中较以前占更大比重），此项改革使地方尤其是乡镇财政日益空虚；同时，与城市经济发展得到国家大量投入支持相比，国家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投入太少，乡村落后的基本公共设施也得农民靠对农民集资或摊派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再次凸显。”
这一点才算讲到正题了。既然经济蓬勃发展，为什么又有中央政府感到财力越来越不足了呢？汪忠列就认为是国家投入太少。但是，国家既然财力紧张，当然无法投入太多。因此，下面听我来分析原因吧。
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时期解散了人民公社，是国家不希望存在着政经合一的“怪物”。毛泽东当初为什么喜欢人民公社？是因为在农民的生产力尚属很低的情况下，纳的税不足以养得起一个很贵的政府，因为政府官员，包括乡干部，乡里的警察，乡里的教师，从劳动力的角度讲，都是很贵的东西，是要拿薪水的。因此毛泽东希望农村能够有一个便宜的政府，业余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必须保持业余性，必须想办法劳动创造财富。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年大队干部不少于三百天，公社干部不少于二百天，县干部不少于一百天。因此，县干部和公社干部参加的劳动创造的财富，把自己就给养了，就不需要农民缴那么多的税了。
当然，我承认这种情况只不过是农村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时候的一种过渡形式。一旦农村生产力能够达到美国那么高，也就可以政府专业化，形成专业的警察队伍专业的公务员队伍。否则的话，农民的生产力没有到，哪来的钱养这么多专业的官员？
这一点郎咸平也的确不懂，他就根据香港的经验说要搞严刑峻法。许多网友在给国家提建议的时候都经常主张要这样执法那样执法，却不知道执法是需要有执法人员的，执法人员是要拿工资的，这个工资，农民的落后的生产力可能是养不起的。
公社干部和乡干部的不同在于。如果公社干部手头没有钱，他就会想：我怎样发展经济来挣钱，是办一个企业呢？还是弄一种赚钱的经济作物呢？或者想办法提高粮食产量呢？在这种思考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总经理的角色。而同时公社干部也会做一些政府的事情。而乡干部就只能想：我怎样从农民手里弄到钱，因为乡干部是不用搞生产了，如果他还搞生产，那反而腐败了，利用职权为自己挣大钱了。
因此，三农问题，正是农村，在农民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时候，政府的职能转变过快了造成的。
因此，一定要重视的是，要在农民生产力不高的时候，不要搞很贵的政府。而现在的国家政府，却在这一点上很困难。因为发达地区的警察收入很高了，那不发达地区的警察收入，按说也应当高，因为警察都是国家统一养的嘛。这么一来，落后地区的警察啊公务员啊薪水一上去，这人民的负担也就上去了。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警察的确是不够用了，原来的群众专政被文人们彻底丑化之后，警察就不够用。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当一个村子里有被拐卖的妇女的时候，警察去解救，都经常是单枪匹马，象做贼似地把那个妇女偷出来。其实，如果治安队伍人手够用，又怎能会发生大量妇女被拐卖的事情？村里的老百姓如果支持共产党，那民兵就会打击这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