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郭兴邦：煤矿工人并不是“最下等最没有能力的人才去干的活”

给郭兴邦：煤矿工人并不是“最下等最没有能力的人才去干的活”

因此必须纠正郭兴邦先生的这个观点。我的看法是，煤矿工人，或者说从事煤矿开采工作的人，并不是“最下等，最没有能力的人”。因此郭兴邦的这个观点错了。而任何一个议论，或者理论，如果建立在错误的判断上，则整个结论都有可能错。

因此，这只能够是郭兴邦网友那么误以为的，好象煤矿工人很容易当，不需要任何技术，也不需要文化，傻大黑粗的不管什么人，只要老板一招收，你就给我下井吧。当然，我不知道郭兴邦为什么要把煤矿工人叫做煤窑匠？不合现代的用词。

此外，我觉得郭兴邦似乎认为，煤矿工人这种工作，是任何人想去就立即去得了的。但我觉得这仍然是想当然。否则的话，郭兴邦你为什么不去呢？如果你去了，那么你就没有必要称自己为农民了，从工作性质上，你是煤矿工人了嘛，为什么非要坚持称自己是农民呢？

现在全国都就业困难，并不是说高级白领就业困难，就是连真的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工作，比如清洁工，你要想找到一个，也是不容易的，不信你试试？那也是要费老鼻子劲的。

当我否定你说的观点，就是认为煤矿工人是“最下等最没有能力的人才去干的活”，并不是说我要宣扬什么“人人平等”。不，而是我认为，从技术复杂的程度上讲，煤矿工人应当是一个技术活儿，而技术上更为低档，也就是说不需要有太大的能力就可以干的活，我认为还有清洁工，还有看大门的老头，或者，有一些饭店聘了一些女孩，上班就是站在门口一字儿排开，只要有客人来，就齐声高喊“欢迎光临！”

另一方面，郭兴邦是对毛泽东时代进行批评。而这个批评，是非官方的批评，因为官方的批评，十一届六中全会，并不是针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体制的，而是说毛泽东搞了太多的阶级斗争。而后来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则是只针对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主要是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却从来未针对过1957年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任何经济政策。在1957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就全世界的所有左派右派的观点，那是一致的意见，就是成功的，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那一段时间中国还不叫社会主义国家，还叫新民主主义国家，宪法中仍然有资本家的合法地位，明确写了我国的资本家所有制。

那么，我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要问郭兴邦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甚至，再回溯到解放前，那农民要想去煤矿当矿工，从法律上讲，是没有什么人拦他的，无非是只要矿上招收他就行，对吧？你总不会认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或者解放前，农民都没有去城里或者矿上找工作的自由吧？

但是，在你认为是“有这种自由”的情况下，当时的五亿农民并没有一家伙都当了煤矿工人，为什么？实际上现在也没有。现在我认为，虽然说是说矿难频频，但是，一个人真的想要当煤矿工人，并不是说去就立即上班的。那得要联系，得要应聘，根据今年的劳动法，还要签定用工合同。而且，就死亡率上讲，当煤矿工人的死亡率，可能会比当一个货柜车司机的死亡率，更低一些，但不过就是煤矿是一死人就是一堆，名声上不好听。而货柜车司机零敲碎打地死，总人数也是不少的。

因此，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一个国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都没有办法让几亿农民猛地一下子变成收入特高的煤矿工人，难道你郭兴邦有这种办法？我表示怀疑。或者你把你的办法说出来给我听听？怎么样一家伙把全国农民中的大部分统统变成煤矿工人了？

现代化首先要求一个人有文化，至少，能够识字。而识字这种事情，是要花功夫的。在解放初，绝大多数农民都是不识字的。不识字就不合现代化要求，如果要当工人，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用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培训。而郭兴邦网友，你知道中国几千年以来，人群中文化水平提高速度最快，扫盲速度最快的是哪个时代吗？如果不知道，或者装不知道，我也懒得告诉你了。

总之，花巨大的代价，让全国人民中的大多数都识了字，这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一关是必须过的。

此外，农民的收入不高，也是要缓慢地提高的，这里，主要不是说收入的提高，而是生产力的提高，当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时候，收入当然也就提高了。

比如说吧，如果按解放初期的那种种田办法，那就是收入不高的。但是如果采用先进的种田技术，收入就会高上去。此外，如果不当农民而当工人，比如说吧，当汽车驾驶员，当然收入就会高上去的。但是，汽车驾驶员仍然首先是要会识字，否则的话，你考驾照那个文考就没有办法通过，那个试卷你就看不懂，不识字就只好考零分了，怎么能够拿得到驾照呢？

因此，任何时候，都有好工作坏工作，如果你觉得煤矿工人要比当农民好，那么就是一个好工作。当然，还有更好的工作，比如说，空军战机的试飞员，收入是很高的。为什么收入会高呢？因为一是技术要好，二是风险很大，你想想，那飞机刚设计出来，还没有人飞过，这就象刚调好的程序还没有运行过一次，通常都是有一些毛病的，闹不好就是一个机毁人亡。但是，仍然不是任何人想当试飞员那就当得成的。现在也不成，因此，也是“没有这种自由”。

因此，好工作，要么是收入高风险低，要么是收入高，但是危险也大。你说毛泽东那活儿一月拿五百多，嫌多吗？但是毛泽东的风险可大啊，革命家，风险还不大吗？毛泽东革命一生，并不是月月都拿五百多，解放战争之前基本上是供给制，是不搞薪水制的，因此，解放后拿得多一点，也是对解放前的风险的一种补偿。实际上解放后的风险也是大的，事实上在文革期间就有暗杀毛泽东的阴谋，就有九一三事件。收入是和风险成正比嘛。您要是嫌您的工作工资待遇不如毛泽东好，但是现在也没有人打算追杀你啊！

但是，仍然不是什么人想干什么就能够干什么的，这方面的自由，有可能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没有的。一个工作并没有法律上规定你不能够干，而是你没有找到机会干。就业的岗位，也是一种资源，在任何时候也都是有限的，这种资源的限制，才是人们“不能够自由找工作”的根本原因（有的情况看上去象是能够自由找工作，但实际上却找不到，等于没有自由）。不然的话，谁不愿意去当一个高级白领，坐在白公室里干活少拿钱多？但是这样的工作虽然有，却是名额限制的嘛！

其实，煤矿工人这种职位的“资源”，也是现在才有一些，是因为现在全国的煤还没有挖完，但并不是说地球上的煤是无限的，它是有限的，因此，现在都给挖了，我们的下一代想当煤矿工人也不可能了，因为煤挖完了嘛！反过来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些限制，哪怕是故意地少挖一些煤，则我们的后代可能还有煤用，可以用在关键的地方。

整个毛泽东时代，经济是在不断增长的，人均寿命也在不断增长，生产力就在不断增长。当然，农民增长的速度慢一些，但也在增长。说慢那也不是特别地慢，粮食产量也在上升，各类社队企业也在不断地办着，只不过发展不平衡，有的社队如当年的南街村华西村，那就没有那么惨，事实上我叔叔所在的江苏省长江公社十一大队也相当不错，在文革中就办了针织厂，生意是相当地好的。在针织厂里工作，我觉得比当煤矿工人可能要好一些。当然，仍然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把那叫“没自由”？但是哪个社会在这方面都是“没自由”的。比如一个人想当航天飞机员，能当成吗？那是不容易的。要看机会，而且机会不大。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香港有三十万失业大军，难道你认为他们没自由？

当然有人会说南街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对啊对啊，我不打算在这里否定改革开放啊。但是，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大部分农民，都已经识了字不是？这个基础是改革开放之前打下的不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识字这件事情很重要。因此还是试图让郭兴邦回答一个我料定他不敢回答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速度最快的时期，是哪个时期？扫盲成果最大的，是哪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