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煤矿工人一事再回郭兴邦

就煤矿工人一事再回郭兴邦

我上一个回郭兴邦的帖子，观点主要是在标题上，我喜欢在标题上就把观点说清楚，那就是《给郭兴邦：煤矿工人并不是“最下等最没有能力的人才去干的活” 》，但是，我发现郭兴邦这个网友开始耍赖皮了，缺少严谨的学术作风了。我明明说的是：煤矿工人并不是“最下等最没有能力的人才去干的活”，但同时也没有认为煤矿工人就是能力最强的人，只不过郭兴邦的原话“最下等最没有能力”说得不符合事实，难道不是吗？

此外，郭兴邦的词典里，似乎煤矿工人这个词更上等，农民工这个词下等一些，煤窑匠这个词更下等，而且他进一步解释说，煤窑匠这个词应当出现在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时代叫农民工，算是升级了。然后又说自己在毛泽东时代就是煤窑匠，这么说生产队是允许你进煤窑了？那你怎么还抱怨说不允许呢？

此外，郭兴邦的这个“名词分级法”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因为，煤矿工人并不代表任何高贵或者下贱的意思，怎么你就看出来了？当年毛泽东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就领导安源煤矿工人闹罢工，当时的历史书就称煤矿工人，但是当时的煤矿工人那可是惨得很，所以才有后来许多煤矿工人出来当红军了。就当时来说，煤矿工人并不是高贵的代名词。只是在解放后，煤矿工人才有一段时间显得政治地位挺高的，这也难怪，因为中国共产党就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政党，不向着工人阶级向着谁啊？

但是讲老实话，我现在怀疑的是，郭兴邦说自己在毛泽东时代当过煤窑工，是生产队批准他去的，这件事情是他瞎编出来的。这是因为，据我所知，当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对于社员们的收入，是一种类似南街村那样的统一的管理。

比如当年我在天津石油化纤厂，我是搞测量的，因此，在测量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些临时工，将测量通道上的一些障碍，比如一个小山包，或者一堆木料，给清除或者移开，这样我的经纬仪才能够观察到立在对面远处的测量标杆。因此，我需要用工的时候就向施工处申请，施工处就会去招聘一些民工来干这些活。当时聘这些民工，日工资多少钱？比我当时这个二级工的钱多，一天约三元钱，也就是说，一个月可以有九十元收入。为什么会多？因为考虑到一些钱是作为他们福利上的补偿的。

那么，既然如此，农民们应当更愿意来当这种民工啦？并非如此。因为当时的企业是不能够直接聘用民工的，说得清楚一些，那就是必须向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聘用，也就是郭兴邦说的“批准”。但是，通常就是县，人民公社，组织民工团进城，然后和各个企业签订用工合同。但是，我上面说的一天三元收入，是不发给民工的，而是拨给民工团的，民工团并不直接发给民工，而是县里扣一些，公社扣一些，大队扣一些，生产队最后拿到时，再根据统筹安排，发给队里的各个社员，既包括出去打工的，也包括没有出去打工而在家里种田的。

因此，当时的民工就经常向我抱怨，就说你们企业给钱是够意思的，但是县，公社，大队，扣得太多。但是民工们对于生产队的重新分配倒没有多大意见。

但是我的观点是，如果说，县，公社，大队，扣了这部分钱后以权谋私，都给干部们私分了，或者变相享受了，那就是剥削，就是反动。但是，如果按照一种合理的想法，就是扣了的这部分钱，是用作集体的积累，特别是工业化的积累，是使得自己的这个地区朝着工业化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就是给所有的社员们建立起了越来越好的社会保险，那就是合理的。但是，怎样才能够保证干部们不以权谋私呢？这件事情毛泽东也一直在考虑的，也一直在想的，毛泽东想了一些办法，也许是不灵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说毛泽东没有想办法，没有尝试。实际上，现在的领导们也在考虑怎样避免干部们以权谋私的问题。

我讲到这里，要说的意思是，当时的郭兴邦，我就假设他曾经被生产队派去当所谓煤窑工吧（就让我们假设这是当地的一种说法吧），那么他应当没有兴趣去的，因为他的收入不会比普通社会高多少，煤矿也会象我当时的办法一样，直接把报酬拨给生产队的，而生产队再到年终统一分红的。

那么，这种办法郭兴邦不高兴，认为不管什么人，或者就说是我数学吧，不让他富起来，因此对他有深仇大恨？但是，如果按生产队的办法，如果有更多的人被生产队派到企业当工人，且企业给生产队支付报酬，生产队再分红，则必然的结果是，生产队比较均匀的富起来了，无论去打工的还是没有去打工的都均匀地富，而且还有工业化的积累，积累之后还有可能办起社队企业。比如现在的美的电器，就是一个社办企业发展起来的。这种办法难道不好吗？因此，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无非是一个分配办法的问题。也的确有集体是因为逐步的积累变得很富的，比如说南街村，郭兴邦难道认为南街村的办法不好吗？一开始积累的过程中，生活改善的慢一点，但是积累越来越多时，生活的改善，会超过那些吃光喝光的人们的。

我总算用激将法让郭兴邦承认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几千年扫盲速度最快的了。但这并不等于说，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就一点成绩没有，社会在发展，教育当然是越办越好的。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更注重精英教育，就是说博士硕士多了，有大学文凭的人多了。但是，初等教育方面，却仍然有不理想的地方，有一些地区文盲的人数也在增加。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个发展平稳吧，在这种情况下，从发展速度上讲，改革开放时代的教育成就，是比不上毛泽东时代的。

此外，郭兴邦是否知道，要学习那就必须少挣钱，一个人一般不太可能一边上着大学一边还挣着大钱。而全民大规模扫盲，可能最有利的办法就是集体化，因为集体化了生产队说今天全体上夜校，那也就上了。如果是单干，你怎么把他们弄到夜校来？因此，大规模扫盲和集体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郭兴邦还有一点在装傻，就是无视我举的空军战机飞行员的例子，我的这个意思只好再说一遍，让郭兴邦再一次装没看见好了，那就是任何时代，好工作，收入高的工作，都不是人人想干就干的，或者说，都没有那种“想干就干”的自由。因此，当你抱怨说没有自由的时候，不过就是工作的资源有限，无法让人人都干。既然如此就别抱怨说什么时候不让你干了。无非是不同的时代轮到你干某个好工作的规矩不太一样罢了，能不能干上，都是凭那个时代的规矩，按那个时代的运气来。

还不能理解？那你再问，我再想办法给你举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