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分析小岗村“23年未向国家交一粒粮”的原因

接着分析小岗村“23年未向国家交一粒粮”的原因

这个案例教程，就是向全国的大学生们宣传小岗村英雄事迹的教程，已经被草桥关民在强国论坛帖出来了，网址是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84579541

这可是专家们的意见，象搞社会科学这样的事情，业余的通常不如专业的，这可是专业人士的研究结果。

本帖继续分析文中说的：“自1956年起23年未交一粒粮还年年吃供应的小岗人，”为什么会23年未交一粒粮还年年吃供应，还要饿肚子，还要饿“死绝6户”，还要有“76人背井离乡”，呢？社会科学需要寻找到其中的原理。我们不能够说改革开放了这么久，连原理都弄不明白。当然，本外行试图在原理上进行分析，并将证明，至少对于小岗村，联产承包的政策的确是正确的，从而也强化我的右派立场。

还是让我们来分析合作化的第一年，1956年，此案例教程中说：“1956年入了高级社。动员入社的黄区员说：你们小岗村是一步跨进了“天堂”。入社的第一年景况还算不错，全队收了165000斤粮食，平均每人600斤口粮，留下种子，其余40000多斤都卖给了国家。这40000多斤粮食是小岗生产队合作化以来第一次、也是以后23年最后一次向国家作的贡献。”

这说明，合作化的第一年，小岗村还是能够向国家作贡献的，而且，交了四万多斤粮食，比大包干后的第一年交的2.5万斤还要多得多！

但是我们知道在第二年开始，小岗村就不行了，可能全村人就总共平均每年生产不到三万斤粮食了，这是为什么呢？我提出一个假说如下。

我认为，在合作化的第一年，小岗村人民是误信了集体化的好处的，因此心中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大家还是努力干活的，因此获得了大丰收，不仅向国家交了四万多斤粮食，剩下的粮食平均每个人还有600斤粮食，那是撑死也吃不完的了。为什么第二年就大家没有干劲了呢？

我的看法是分配出了问题。就是说，第一年大丰收之后，那个合作社的社长，一定是把自己家人分配得多多的，其它社员分配得少少的，这就让其它的贡献大的壮劳力社员怒火冲天：“哼，你社长有权，就给自己家捞好处，我们那么拼命干活，结果好处才这么一点点，气死我了，不干了不干了！”

于是从第二年开始，那些壮劳力社员气得不干活，或者干私活，或者出去自己谋生，哪怕要饭也不给这种无良社长干。这产量一下子就下来了。当然，以后的生产队长也是这样。

因此案例教程中就说：“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11个年头，县、区、社、大队有38人次到这里搞过工作队、宣传队，每年最少的1人，最多的18人。每期工作队、宣传队都首先抓一通“阶级斗争”，总是支持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搞得生产队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全队17个男劳力，有15人先后当过队长、副队长。20户人家户户都当过干部，“算盘响，换队长”已成了这里的规律。台上的压台下的，台下的捣台上的。斗来斗去，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粮食斗少了，社员斗穷了，集体斗空了。”

请注意这个词“算盘响，换队长”，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就没有人注意这个词呢？

如果是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照我看应当是“学毛著，换队长”，或者“抓阶级敌人，换队长”，或者“抓反革命，换队长”才是，怎么成了“算盘响，换队长”呢？

大家知道算盘是干什么的吗？算盘就是当时的计算器，是用来算加减乘除的，是有数字可算的，如果没有数字可算，拨拉那算盘干什么？吃饱了撑的吗？

因此，从“算盘响，换队长”，我们就知道，其实是用算盘来算帐的，一算帐，那个队长多吃多占了，贪污了，腐败了，于是就换队长。

但是换了另外的队长，他上台之后，仍然贪污，仍然腐败，于是又“算盘响，换队长”，就这么换来换去的。

这说明小岗村当时相当民主，肯定不属于专制。因为，专制通常是一个队长象地头蛇一样一干十几年，谁也弄不倒他的，比如北京大白楼公社大白楼大队的生产队长王国福，“小车不倒只管推”，一定要自己最后一个住新房，甚至有坚持让所有的社员都住新房，他自己住“长工屋”，不忘本，叫“身居长工屋，放眼全球”。既然17个劳动力有15人当过队长副队长，这样的制度能够叫专制？只能够叫民主制度嘛。

但是，这个民主制度的失败，就和台湾的制度失败一样，属于“烂苹果选举”，谁都是烂的，那怎么好得了呢？

因此，一个民主制度要能够正常运作，要能够有好效果，还是需要有好人才行，如果人都不是好人，那怎么民主都是没有用处的。

你说不断换队长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难道不应当“算盘响，换队长”？那么改成“算盘响，不换队长”或者干脆“算盘都不响”如何？那可真是和谐了不是？恐怕也不行吧？

在这种小岗村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联产承包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否则的话大家气得够呛，宁可饿死绝户也不肯给集体干活，长期下去人都饿死了，或者都由国家养着也不是个事。

当然，上面我说的“好人”“坏人”的概念，也是相对的。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讲，小岗村的村民们，都是符合要求的“经济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追大化嘛！

因此，按我最喜欢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经济人，都很正常，都要努力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奋斗的，因此，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正确的。

但是，也有例外，也有个把村子，联产承包反而不合适，反而是集体化合适。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这样的村子，一定有一个二百五，或者叫精神病，或者按广东话来说，叫“漆线”，因为他不正常，不为个人利益着想，不是经济人，是二百五，这样的人一当头，当然社员们有干劲。这在当年叫“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比如说南街村，有那么一个二百五王宏斌，所以南街村的集体化就成功。我这里可不是诬蔑王宏斌，他自己就认为自己是二百五，还故意拿每月二百五工资来向大家宣示这一点。

所以，二百五的存在，是集体化能够成功的先决条件。

但是，很遗憾，大部分农村里都缺少二百五，因此，大部分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就是正确的。这也是改革开放的要点，制度的设计，必须让最自私自利的人也能够为国家作贡献，而不是被国家养着。所以改革开放的试点不是要从大寨大队那里抓，而是要从小岗村这样的落后村子抓。

你就说那小岗村十八户人家一起按手印这件事情吧。如果那个生产队长是个二百五，他就会说，咱们搞联产承包，有任何问题我一人担当，和你们没关系，要关要杀冲着我来，别对着乡亲们。这样的态度就叫二百五。

但是生产队长是个经济人，所以他就对每一户人家说，哼，你们每个人都得给我留一个手印，别我犯了错误你们得意，留下一个证据要当反革命大家一起当，谁也不许跑了。要不怎么说他精明呢，留下一个大家都是反革命的证据，看你们谁还敢打小报告！